我的电脑里保存着一份讣告，这是参加工作以后我写的第一份讣告。这是一份简单的文书，全文不过两百余字，打印成一张白色的A4纸拿在手里轻飘飘的。轻飘飘的一页纸告知曾经有一个鲜活的生命现在已经走了，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三年多时间里，满载煤炭的江轮已经往返码头无数次，烟囱外壁上的图案也已经换成了崭新的标志。

　　其实，讣告里的这位同事和我并不稔熟，爬梳起来，也就是打过几个照面而已。这位老兄是厂里负责安全监督的管理人员，体型壮硕，给人以粗糙的北方男人的感觉。但是他却很有些音乐上的细胞，听说拉得一手悠扬的小提琴，还顶着一个音乐协会会员的头衔。没有机会听他演奏小提琴，真是莫大的遗憾。想来他的手指一定很灵活，可是我们都没有来得及握一次手。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行政楼的侧门门口。那是我正式到厂工作的第一天，齐工负责对我进行安全教育，刚领我从现场回来。他问齐工我是做什么的，齐工回答说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正在进行入厂安全教育。他接着又问了我在哪个部门，然后就匆匆离开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的桌上，我记得我们曾有过短暂的交流，但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其他的几次见面都是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彼此坐的位置都相隔很远，很难算是正式的见面。

　　那段时间我正一件一件接手岗位上的工作，作为职场新手不免有些手忙脚乱。而生活沿着仿佛已经预定好的轨道在向前运行，沿途的风景既不险峻也不荒芜。

　　本以为世间万物就像水缸底下的石子，各就各位相安无事的过活下去，哪知一个无风无雨的夏夜里，一枝大树的茁壮而向上的枝桠，被脆生生齐叉撇断。

　　噩耗传来是在一个平淡的早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过早饭，然后进入结构并不复杂的办公楼，打卡、接水、启动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大楼里各个办公室照常人来人往，各种事务办理如旧。走过宽敞的楼道，偶有悉悉索索的窃窃私语掠过耳际，但很难辨清具体的内容。

　　很快，关于他的凶讯抵达我的耳际。就是我和他在食堂第二次碰面的那天晚上，他与几个熟识的朋友下班后一起乘车去江对岸，在行进的路途中，他们遭遇了惨重的车祸。

　　我买过一回鱼，水缸里的鱼儿在水里悠然的游来游去，机灵得很。当用网兜把它打捞起来时，还在努力地欢快地蹦跳。拿到称鱼处，伙计带上铁网手套，迅捷地揪住这欢快蹦跳的鱼儿，一手捉起刀，用刀背猛烈地对着这鱼儿的头部一阵击打，于是这鱼儿便晕厥，或者死亡。此时，这鱼儿便不再动弹，称鱼的伙计利落地用刀划破这鱼儿的肚皮，拔出内脏，经过简单的清洗，这鱼儿便称好斤两，算好价钱，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逝去。这突然而至的哀伤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措不及防。他就好像与众人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然后说了一声再见，一扭头就从人们的眼际消失了。无处追索，也无处告别。

　　这不禁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一篇名为《DeliaElenaSanMarco》的小说。在小说里，博尔赫斯对于“再见”有很深的怀疑。“再见”，是再见么？也许说“再见”以后我们的确是会再见，也许当我们说完再见，转身各自走去，却意味着永远再不能相见。由此，我们在说再见的时候有时会是很欢快的心情，有时我们的心情却有些顾虑和沉重。当然，也有说再见而确实永远不想见的时候，恰如《非诚勿扰2》中的那首《最好不相见》。最好不相见，其实还是想见。当原本永不想见的那一个人或物，真的永远不能再见时，我们却可能，在努力寻找、回忆，试图再见。

　　我们总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在说再见的同时，加上“保重”、“注意安全”、“慢走”、“小心路滑”等等看似可有可无的字句，不管是真心抑或假意。生命只有一次，去了就不会再来，留下的只有对生命曾经留存过的回忆。

　　我的这位同事、这位老兄无法再见了。

　　我常想，对于在生活泥淖里蜗行摸索的我们，恐怕也早已失去了探索这位老兄生命最后一刻所思所想的兴致。我们可能尚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身边生活和工作过，尚还记得他离去的方式，但是这些尚还留存的记忆正在逐渐变得空洞，变得轻渺，直至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