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汹涌而来的叙利亚难民潮，当欧盟其他国家选择紧闭大门，甚至追捕、驱赶这些难民时，德国却敞开大门。在过去的8个月里，有超过41万难民在这个国家找到了庇护所。当满载着难民的火车抵达慕尼黑车站时，数千名德国市民挥舞着手中的玩具和糖果欢迎他们的到来。这温馨一幕，被称为“夏日的童话”。
德国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是：德意志的民族灵魂。在德国作家特亚·多恩看来，写一本书来“求解”“德意志之魂”的想法是如此不可思议，因为一个民族的精髓总是被视为抽象和深奥的，因此当她付诸行动时，自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夏德·瓦格纳——这位50后作家。
多恩和瓦格纳一拍即合，两人想出一个办法，用“关键词”的写作来呈现德国文化。这些概念包括“简便晚餐”“深渊”“战争与和平”“内心撕裂”等。他们觉得这些词能让德意志之魂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寻找集体记忆
特亚·多恩的父母分别生于1933年、1932年，正是希特勒“崛起”的时候。他们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德国”、“德意志”这些大词，人们高喊口号，群情激奋——从某种角度来说，大词正是一种集体“迷幻剂”。经历过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到1945年“二战”结束，父母十分高兴，并非因为战争画上了休止符，而在于终于能摆脱“德国”这个概念。
自然而然，时代环境影响了多恩，她对德意志这个概念几无了解。在课堂上，老师们尽管会谈论“二战”历史，对德国历史却语焉不详，甚至德国的文化、艺术都被淡忘了。集体记忆被主动遮蔽、无视，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这被认为是历史对德国的“惩罚”。在本书前言中，两位作者也写道：“纳粹主义的罪行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耻辱和痛苦，还不如说是一种证明，即所有跟德国沾边的东西都该连根拔掉。”
如今，多恩已过不惑之年。她认为，刻意遮蔽记忆，这不仅是一种“很笨的办法”，长此以往，这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德国的大作家、大哲学家会被德国人自己遗忘。即便如此，她试图从自身出发来激活民族记忆，却是五年前才有的想法。
2010年，多恩作为访问学者到访美国，两个月后发现“有点想家”，想吃德国的黑麦面包，尤其想念德语——她喜爱诗人艾兴多尔夫，曾半夜去图书馆借他的诗集，在住所朗读，让自己置身德语的怀抱。
在特亚·多恩看来，“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值得深入挖掘。“我从哪里来？我的根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这一切都被磨灭了之后，自己觉得很空虚。”写作《德意志之魂》，正是出于这一内在精神动力。
一如学者杨-维尔纳·米勒所发现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展开批判性思考。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大量接纳难民，正是德国人从历史记忆中激发同理心，重塑人道主义大国的努力。当民族灵魂的“接力棒”来到了多恩、瓦格纳手中，他们要做的，不再是直接面对历史，而是寻找、呈现德意志之魂。
面对“深渊德国”
多恩努力寻找德意志之魂，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世界杯时，人们为德国队欢呼，挥舞国旗，这是社会和国家层面的爱国行为，她会主动保持距离，强调自己热爱的是德国文化。相比于前一种的喧嚣聒噪，这一种爱无声而深刻，就像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读歌德等人的作品一样。
作为“属于这个民族的人”，多恩、瓦格纳渴望“探察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要理解德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审视他们的“深渊文化”：这不仅与德国在“一战”、“二战”中的角色、行动有某种关联，还可以直接通向“德意志之魂”。德国人对高尚、深邃的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执迷，连希特勒都由衷想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
众多的历史细节中，《玫瑰骑士》一例颇为典型。1945年初，德国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盟军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何方。当纳粹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位人员有博士学位——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当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此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因为《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因而，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根本不可能阻止的事情。
面对“深渊”，有的人拥抱虚无，走向黑暗，有的“脚踏实地”，更多的人处于内心矛盾甚而撕裂的状态。多恩认为，哲学家海德格尔逃入黑森林中的一个孤独小木屋，自己砍柴，到井边取水——以脚踏实地的生存状态抵抗住了深渊的“最终吸力”。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二战”后，德国经济、政治上的努力与成功，重建了“国家形象”。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