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8年8月，一个异常闷热的下午。所有的六六届学生全都接到通知来到了学校，坐在各自班级的教室里收听拉线广播。广播里的一个男中音不带表情地在缓缓宣读着名单。一遍读完了，接着又重读了一遍。谁都不知道是凶是吉，因为宣读名单之前那个男中音根本没有作任何的说明和暗示。

　　第二遍重复名单读完了，广播喇叭里一片可怕的沉默。当终于有了声音的时候，己经换成了一个女高音。多少年以后，同学们都能回忆得出那一字一顿的宣判式语言：“同学们请注意了，刚才没有报到姓名的，全部分配上海工矿……”

　　教室里的气氛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人人都有一种茫然失措或者是不敢相信的感觉掠过心头直轰头顶——是大喜还是大悲？是心碎还是狂欢？一瞬间，每个人都像丧失了语言功能丧失了思维能力。好久，才有一个至今也想不起名字的女同学冷不丁地大声问了一句：“姚老师，报到名字的同学……分配去向是——”

　　班主任姚老师也是愣了一会才答出两个字来：“农村。”

　　这两个字宛如点燃了的炸药引信，还没落地，教室里己经掀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浪：有人号啕大哭，有人尖声狂叫，有人一脚踢翻了课桌椅……

　　那泾渭分明的“上海工矿”、“外地农村”的分配去向，己经绝对毫不留情地一刀将全班同学划进了两个大相径庭的命运阵营。

　　一个小时以后，有一位同学干出了一件哄动全校，更令分配农村的同学后来纷纷仿而效之的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壮举：他和他的姐姐姐夫用一块旧木板抬着他那中风瘫痪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径自直闯学校“毕业分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说理斗争。相映成趣的是，姐姐家两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也紧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一路小跑……

　　一场“世界大战”就此揭幕。

　　当然，也有铁了心报名去黑龙江反修斗争第一线的，那大多是学校红卫兵团的头头，绝对根正苗红，基本上三代红，否则很难批准，当时的要求是难以想象地严格，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还义无反顾地写下了血书，张贴在学校的走廊里，造成了一种轰轰烈烈的景象。于今回忆这青春的一幕，不知是喜耶悲耶？但在是年是时是地，我相信他们这些工人子弟绝对是以一种既满怀革命虔诚又豪迈喜悦的心情踏上西风猎猎北上征程的。

　　而今，嚼着爆米花看着穿越剧和3D大片的年轻一代对此毫无感觉，甚至会像鸡对鸭讲一般发问，这是真的吗？大概脑子进水了吧？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语言。正像现今诸多中老年朋友看不懂自己的下一辈下下一辈跟个磕头虫似的在埋首刷屏白相手机微信微博一样。

　　2

　　因受高度近视的连累，我的毕业生材料送了退，退了送，被各大工业局的企业单位一次又一次打回原形退了回来。还记得在无星无月的晚上，和同样遭遇的同学几次去到毕工组送材料老师的家里询问消息，那老师好像姓蔡，均无功而返。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女同学挎着买菜竹篮在楼下大声叫着我的名字，问录取通知有消息了吗？唉，哪有呵！直如沙滩上搁浅的一尾鱼，日日听得见潮起潮落的大海呼吸声，却久久没有潮水涨到你的身边。

　　1968年8月毕业分配，直到12月1日我才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上面写明12月12日报到。

　　因”文革”而滞后了两年毕业的这两届学生，不，还应该包括六八届，俗称“老三届”，几乎全部是在1968年8月到12月同一时间段进行毕业分配的，每一届中间只相隔了两个月。最惨的是六八届，因为伟大领袖发出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一天是1968年12月21日，当时称为“12·21指示放光芒”，这光芒一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有个被称为“马老”的头头，立马紧跟紧跟再紧跟，当即宣布，从即日起，今后所有的应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红”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干革命，上海工矿一个不留！于是，六八六九七零三届的毕业生全部打起背包去走天下了。此乃后话。而且有一条红线，即便你拿到了分配进上海工矿的通知，凡在12月21日之后去报到的，那么你的工矿名额立马取消，请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炼红心”去罢——“12·21”成了分配上海与外地的分水岭。

　　最惨的是班上有几个同学，为了让姐姐或妹妹这些女孩子留在上海顺利分配进工矿，主动要求自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才获得批准。按当时的毕业分配原则，一个六六届一个六八届，必定要有一个去农村去边疆，另一个才有可能留上海工矿。天晓得，六六届六七届刚分配结束，六八届偏偏遇上了“12·21指示”放光芒，明明说得好好的，铁板上钉钉了，岂料是丢了夫人又折兵，上海工矿一个都没留下！毕工组的老师也是满心愧疚，尽管双方学校彼此都早已作了口头或书面的约定，又如何抵御得了自上而下的最高指示！这，便成了一些家庭心底永远的痛！

　　凡不愿不肯迁户口的，先是在你家大门口敲锣打鼓喊口号，弄得你鸡犬不宁颜面扫地，而后便是动用组织力量到你父母单位去，让你父母停工歇菜回家做子女工作！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终究还是有那么几条漏网之鱼的。我的工人新村的同学中，他或她号称身体有病，抑或是被夸大了的疾病，到医院里搞来了几张诊断证明，便千方百计赖在上海不走了。虽说后来被照顾分配进了前景黯然的里弄加工厂街道小厂去工作，但一个个动足脑筋想方设法咸鱼翻身，有门路的走门路，没门路的熬到父母光荣退休“顶替进厂”当工人。最没办法的只能听天由命——谁知老天爷毕竟有开眼的时辰，约摸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小集体的里弄加工厂街道小厂统统与时俱进地合并成为了大集体单位，与国营企业的待遇也相差无几了。这等“曲线救国”的命运，虽然坎坷，却真实有效，其中也包括了那个挎着买菜竹篮在楼下大声叫我名字的女同学。看来，伟人的话还是极具前瞻性的：最后的胜利，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