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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学来叫我去学校一趟，姚老师找我。

　　当即赶了去，姚老师正在操场上打排球。笑吟吟地告诉我，说录取通知来了，是上海铝材厂，同时进这家工厂的还有隔壁班级的言振秋同学，是原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因踢球受过腰伤，也一直被拖到现在才有单位接受。

　　喜出望外。

　　排排日子，我是12月12日去厂里报到，而相距九天后的12月21日实行的新政策，则一律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地让所有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这对我个人而言，是否过于幸运？是！是幸运得额角头碰上了天花板！但是，大凡过于幸运的事情，总不可避免地有幕后故事。问题是当事人可能并不知道。我也是事后很久才知道，是铝材厂一造反队队委帮了我……他是接收新工人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在杨浦红专学院看到了我的分配材料，但并没有当场收下，仅仅记下了我在工人新村住址的门牌号码。回家之后问了儿子，认得几号几室一个叫管新生的人吗？这个人怎么样？肯定是回答让他满意了达标了，这才于次日重返红专学院材料组，接收了我。

　　后来才知道，他就住在工人新村旁的一幢本地房子内，本地人，王姓，没记错的话叫王汉诚。当我知道此事时，他已不知什么原因主动辞去了造反队队委的职务，回到原车间做了生产工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个绝顶聪明的做法，任凭运动如何深入，无论什么派都没有找过他的麻烦。所以做人是要看山势识相的呀，他以一口本地闲话这样说。

　　说来也巧，就在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刚从学校回到家里，便听母亲说，有一个报馆里的人来找我，见我不在，便留下了一张纸条，刚走。那时节闲在家里没事干，便搬个小板凳坐在屋山头像模像样地在稿纸上胡乱涂鸦，尔后装进信封投入邮筒投稿，将信封剪去一角，连邮票也不用贴，由报社“邮资总付”。我接过了纸条，至今还记得上面的大意，他说他是《红小兵报》（原《少年报》）报社的张秋生，去看望一个朋友路过此地，想来看看我，并说我的一则儿歌稿件被采用了，现留下一份校样，听我母亲说我是六六届学生，很关心我的毕业分配有没有消息。未遇为憾。

　　我仅扫了一眼，慌忙奔了出去追赶，母亲在身后喊着说，那个人的个子很高的……

　　在屋山头，我终于追上了个子很高的张秋生，并一路将他送到了公交汽车站。他和我说了很多很多，从学习创作到进厂当学徒，鼓励我坚持文学创作，很让我感动。这是我创作道路上相识的第一位编辑。

　　两天后，1968年12月3日，我的处女作见报了。尽管仅是小小的四行儿歌，但足以让一个处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文学青年看到了地平线上初升的那一抹阳光，而且灿然无比。

　　后来，我拜访了铜仁路上的报社，张秋生介绍我认识了苏茹和黄修纪等编辑，她俩都做过我作品发表的责任编辑，只是苏茹不久便回少儿社去了，所以以后的好多年都是黄修纪在发我的作品。

　　犹自记得一年多以后的1970年，茅绍颖编辑从延安西路的少年儿童出版社长途跋涉来到上海东北角的控江新村，满腔热忱地给我送上了新鲜出炉十分抢手、刚上映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影票，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这一批当年忠诚于文化事业的编辑们对无名作者的鼓励和爱护，至今难以忘怀。从张秋生黄修纪到少儿社的苏茹茅绍颖洪祖年，再后来还有朱家栋等时常发函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中小学校参观学习访问，由是激情勃发地创作了不少儿歌和小说稿，当然在那个年代缺报少刊几无发表阵地，且又政治加码的大情势下，这些不成熟作品的下场可想而知。甚至，有一阶段还为少年宫写过儿童独幕剧。无奈天资愚钝，一事无成，终究没能将儿童文学的创作进行到底，至今引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