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两个红色广漆大木盆，藏在床下，是母亲年轻时的陪嫁物。盆底书“韩记”两字（外公姓韩）。大的为我们小哥儿洗澡专用，由于使用频繁，显得略旧。那个中盆，一年只用2次，始终光亮红艳如新，可见母亲对它的钟爱。
天气暖暖，柳叶深深。门前河畔石阶下，穿条鱼在河水里快活地乱窜。荆树叶子茂密深沉如织锦。母亲在一个休息日，从床下往外拖木盆。把大的放回去，将中盆小心翼翼地搬出来。这中盆其实也不小，小哥儿能坐进俩。我们七手八脚帮着，一起搬到天井里。端午到了！母亲要裹粽子了！
抹去积灰，再用湿布把木盆里里外外连底部都抹拭干净，红漆木盆就光艳夺目了！它红得那么亲切，红得那么耀眼，红得那么骄傲，红得那么滋润，红得那么厚道，红得那么温情。红得像当年的新娘子。
母亲从给水站拎来两大桶自来水，倒满红漆盆。我们紧张地蹲在四周，看有否渗水。如果漏水，我们就把地上的水及时扫掉。干涸的木盆吸足水，解了渴，便自会不漏。母亲说盆也有灵性。黄澄澄的铜箍使红漆木盆显得高贵、喜气。父亲提着沉甸甸的大竹篮从菜场回来，汗水里满是笑容。他把芦叶倾入满盆的清水中，本来就滋润深绿的大芦叶更加绿如翡翠，绿得像母亲手指上的“嵌宝戒”。
几年以后，我初中毕业。在“一片红”的令人惶惶不安的震耳锣鼓声中，到了长江口小岛上的农场。大堤外是无边无际的江水，堤坝下是茫茫芦苇。堤下的芦苇是那么瘦小，芦叶干瘪灰暗，干燥得相互擦出声响。这样的芦叶能包粽子吗？我坐在逶迤的大堤上，头顶上低低的大片云朵正朝故乡方向移动……
芦叶再好，也要一片一片洗干净。这事我们起先干得蛮有劲，渐渐就不耐烦，最后全留给了母亲。母亲也不怪，说：“你们不捣蛋，我洗得更快！”原来如此！原来不干的功劳比干还要大！我们便十分的心安理得。不料母亲马上跟一句，惊心动魄：“不准出去野。”
父亲在淘糯米，头也不回，照例做母亲的应声虫：“看书——写字——做作业！”
我们后悔不叠——这“野”可是指：打弹子、抽“贱骨头”（陀螺）、粘知了、刮水漂、看猢狲出把戏、捉蟛蜞……
我拖拖拉拉地捧出《唐颜真卿大字麻姑山仙坛记》，磨磨蹭蹭往砚台里滴水，装模作样地磨“金不换”墨。妹妹是好学生，少先队“三条杠”，立刻大声朗读“I am a young pioneer……”母亲听到，比听唱片徐玉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舒服十分，父亲更不用谈了。父亲深知两个弟弟的脾性，警惕地叮嘱：“老三，老四！每人10道算术题！”老三、老四顿时脸色其苦无比。我的“老周虎臣精制纯羊毫长锋大楷”开始慢慢舔墨——它确实购自福州路“老周虎臣笔庄”。父亲相信老牌子，过年时买糖年糕松糕，要么“沧浪亭”，要么“沈大成”，何况大儿子的“文房四宝”！父亲有坐骑“老坦克”，对上海熟如指掌。老五尚在幼儿园，所以没有派到任何指标，我们嫉妒得肚肠根发痒。见老五颠颠地窜过来，没好气的老四突然给他一个“毛栗子”，老五迅速哇哇大哭。我们开心得连忙埋头做作业。
我沮丧地发现，我学不会包粽子。我这个人的优点——如果说有的话——就是，相当地有自知之明，知道放弃。母亲曾因此对我作过概括，说“老大真是谦让得来”。——我弄不清楚这话算是表扬还是表示某种担心。
两张芦叶，要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立体三角，米灌进去而不能漏，最后还得牢牢扎紧，难！妹妹是“三条杠”，又是母亲最疼爱的，什么诀窍不告诉她！妹妹拼命学过，但粽子的难度显然远超“youngpioneer”，最后也不了了之。作为大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直到出嫁，妹妹都未包出过一个不散架的粽子。
母亲终于把芦叶和糯米变成了红漆木盆里满满一大堆粽子。我们赶紧过来，记住赤豆粽、大肉粽、枣子粽、白米粽的标记。
母亲把红漆木盆小心收拾干净，充满感激地把它送回床下。
父亲连夜煮粽子。炉子里加足新买的蜂窝煤，两只其大无比的铝锅轮流上炉。
年底腊月，寒风刺骨，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竹篮里豆腐挂在檐下，很快就冻成冰豆腐。胖胖的三弟手上长出了冻疮，用手帕小心包着、护着，像捧着一个小毛头。真叫人同情。
一天，母亲又从床下吃力地搬木盆，父亲则转到储藏间找小石磨。我们马上意识到：要磨水磨粉了！母亲要包宁波芝麻汤团了！
我们此时的心情却极其复杂。大家先装没看见，不约而同地伏在八仙桌上看书、写字、做作业，一声不响。老五大概记住了端午节挨“毛栗子”的教训，不再窜来窜去，静静躲在角落里搭积木，怪可怜的。我认真地在砚台上磨“金不换”。不料这一切作派全被母亲识破。母亲严肃地说：“都过来。老大带头。”
母亲规定：一调羹糯米加一调羹水，每人磨半小时轮换。老三冻疮照顾，但须做算术20题。老五年纪小照顾。我看看红漆木盆里满满的糯米，想想无数个“一调羹”，头皮发麻。妹妹知我性懒，说她先磨。母亲看我一眼。我马上表态：“老大不磨谁磨？真是！”
石磨冷，米冷，水更是冰冷。又快不得，磨快了，粉粗糙，必须一板一眼。所以越磨人越冷。我瞅瞅盆里几乎不见减少的糯米们，瞅瞅磨盘四周慢腾腾分泌出来的米浆，忽然深刻体会，家乡那句古话，至少三分之一是真理：“世间三件苦——当兵打铁磨豆腐。”待得妹妹来接班，我好像等到了菩萨。
妹妹到底是“三条杠”，居然在磨的过程中始终面带微笑。
世界上的一切艰难总会过去，这是我、妹妹、老四对于宁波水磨粉的心得。老三完成算术之后，硬要来磨几下。老五凑在边上，哆嗦着小手帮忙加米加水，只是不帮老四。老四朝他白白眼睛。
几天以后，团子终于下锅了。
芝麻汤团入水之后，十分沉得住气，一声不响伏在水下。母亲用汤勺背轻轻碰碰它们，防止它们凑在一起粘底。我们兄弟几个则轮流用蒲扇大力扇煤球炉。蒲扇“踢踏踢踏”地刮在炉口，弄得边沿的布条迅速脱落。炉火倒真的窜起来。三弟隔三差五地揭锅盖，终于发现，汤团们开始动了，最后全部热烈地浮上来碰头。这时的它们已轻松得呈半透明状，甚至能依稀看到淡黑的馅儿。
母亲大声宣布说每人一碗，六个。但我们都清楚，胃口最大的三弟一般能得到八个。
我们兄弟姊妹在“文革”十年中先后毕业。除了妹妹“上海工矿”，其余都被分到外地。咚咚锵锵的锣鼓一上门，父母亲就如惊弓之鸟脸色发白脚步不稳。我去了农场；老五后来也赴农场；老三到千里之外的江西插队；老四是安徽“小三线”。
母亲和父亲常常夜里披衣坐在床上，长夜不寐。望着空空荡荡的家，想着散落四方的儿子们，潸然泪下。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年方16的老三去江西之前，母亲悄悄把那枚“嵌宝戒”，缝在了他的衬衣里。
红漆木盆每年只用一次了，就是过年团圆之时。母亲从床下往外吃力地拖木盆，我们一拥而上：“我来磨！我来磨！”妹妹勉强笑笑，轻声说：“大哥，弟弟，都别抢了，还是我来。”大家明白她的话，一时默然。
改革开放后，我们都回到了上海，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团聚了，且纷纷成家立业。从此年年岁岁，每逢端午和小年夜，我们会不约而同地一齐赶来父母家搬木盆，就像小时候那样热闹。
如今，父母已双双辞世。我们五人，也步入中老年。那只令人难以忘怀的红色广漆木盆，妹妹坚持，无论如何一定得让她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