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前传》刚成书时，农村的经济改革刚刚萌动，书中的乡办企业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尚属新生事物。《柳林后传》“下桩宴”一章，厂长刘斌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表面是让县工业局接管厂子，冠冕堂皇“落实政策”，实际是“避险”。这一章，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还是对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代收店则有着不同的遭遇。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工作组长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诚然，乡村也在变化，如《前传》中颇具有典型意义的冷满爹、凹花生、朱冬生，在改革中变了，《后传》中更是承包了别人不敢承包，看上去没收益的荒洲、池塘，动手改造，投下鱼苗鳖种，一举成了万元户。《柳林后传》第一章中，惠兰执意去喂湖鸭，而碧波荡漾中，湖鸭们戏水，扑打，又是一幅怎样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情景。这还在其次，年轻人的生活，谈情说爱、嬉戏嬲打，抑或含而不露、欲言又止——如惠兰明明走到心爱的人的身边，却又胆怯了，换上了另一句：“我从这里路过，采几朵野花……”将情感波澜掩盖。读到此，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情感的含蓄、升华，无疑更是一种美。然而，《后传》无疑也是一曲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挽歌。进入第二章，县城那种进步与落后的交错，那种鱼龙混杂，已开始让人喘不过气来。下面的章节更是如此。莫非，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么些年，我们付出了生态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代价是否太大了？在《后传》中，已经有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有了相应的情节与场景，不失为一大亮点。不过当时，作者不可能就此深化下去，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此。

　　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胜利”，为我们揭示出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或者章太炎所说的“俱分进化”。科学技术与道德文化的进步，未必是同步的，亦可能一进一退，科学的发展甚至会造成道德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从《柳林后传》，回溯到《前传》，再往前，则是《湖边》，还有其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同样是农村，愈往前追溯，父子二人笔下的农村愈是清秀、明丽。

　　近几年，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创作，似乎远不及纪实作品丰富，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纪实作品引起的反响迄今仍在发酵。在这些纪实作品的参照下，人们自然会关心，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是怎样的？当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怎样的隐患与欠缺？今天，哪些前进了，哪些倒退了，哪些坚守了，哪些放弃了，甚至哪些失去了、破坏了，一去不复返了？《柳林后传》及《柳林前传》提供了最鲜明的、也最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