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教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每当从报刊上看到写他的纪念文章，总是引我浮想联翩。但在写到俞吾金的生平中，似乎没有文章提到，他曾在电力安装单位做过十年工人的经历。正巧，这十年我与他朝夕相处，可算是机缘巧合。我细细回忆着，可让读者了解这位哲学教授多彩人生的一个侧影。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我们上电一处（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前身）奉命开赴四川渡口市（今为攀枝花市），参加渡口电厂的大会战。一天，工地来了一批小青年，听说他们家中已有哥哥或姐姐上山下乡，或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可留在工作性质不算太好的市属单位。俞吾金也在其中，他是家中独子。俞吾金分配在锅炉工地钢架班，每天必须戴上安全帽，系紧安全带，攀爬到百余米高的钢架作业面上工作，辛苦程度可想而知。钢架班与我所在的辅机班在同一个工地，类似一个车间的两个班组，施工中常有交集。几乎天天在一起上下班。由于在外地工作，大家住在简陋的宿舍内。从上海来的这批小青年，显然不太适应施工单位流动性强的野外作业。在生活上，虽然都属那个物质匮乏年代，比起上海，那里的伙食更为简单，除白菜、茄子，少有荤腥。大家每次探亲回家，多从家里带些罐头和糕点。小青年带得更多些。却从不见俞吾金带这些食品。他的箱子里，总是装着一摞书。那时谁还读书看书啊。别人也不会去关心他带的什么书。因为我喜欢写点诗文，所以就留有这个印象。可惜，那些文史类的书，现在全忘了书名。

　　钢架班的工作，就是把一件件庞大的设备或部件，一一吊装到钢架上固定。这与造房子的道理相同。工作中，俞吾金话不多，遇到不懂处，他勤快询问老师傅。我大他十岁，他总是叫我“何师傅”。一次，我要回上海探亲，问他需要带些什么吃的，他笑笑说，不用麻烦了，这里我过得惯。

　　在工地干活，二、三个人组成一档。总有一只工具袋，“潜规则”是应让学徒工背。这批上海学生来得多，谁也不愿主动接这个苦差。但俞吾金每次抢着为师傅背工具袋，袋里大小榔头、扳手、凿子等，加在一起挺重的，俞吾金不怕重。

　　渡口电厂工程结束后，我们打道回府，转战上海高桥发电厂。由于俞吾金表现突出，被当选为工地团支部书记。高桥那时没通公交月票，大伙儿还是住集体宿舍。晚上，工友们三五一群，喝酒或打扑克，自得其乐。俞吾金就挨个去小青年宿舍，找他们聊天。规定团支书每周可有一天脱产做团的工作。可他从不脱产，白天与师傅们爬高落低干活，晚上才是他做团工作的最佳时间。他与青年们很融洽。书看得多，他知道的事就多。平时，他总带个小本，上面记着不少生僻字，如“踟踌”“静谧”等，还有不少名人语录。那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俞吾金就跟青年们讲了许多关于联合国的事。青年们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闵行电厂施工，团委、工会组织畅游黄浦江。没想俞吾金平时文质彬彬，却是一把游泳好手。一个猛子扎下去，三下二下就游到对岸奉贤的摆渡口附近了，还游了几个来回。不停地对我说；“行吗？不行就上船。”见我坚持游着，他说：“不要急，慢慢游。”上岸休息时，他把毛巾递给我擦身，自己用手在身上快速捋了几下。

　　在参加我国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望亭工程时，指挥部办了一份《安装战报》，物色编辑人员，俞吾金是不二人选。他一人挑起这份简报的采编重任，白天穿着工作服深入工地采访，晚上写稿编稿，第二天就印了出来。有位领导笑着说：“小俞办报像疯了，我这期没看完，新的又来了。”

　　那年，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一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浙江大学物理专业名额，领导经郑重研究，决定让俞吾金去。可他坚辞不去。大家可惜他，放弃跳龙门的机会。他平静地说：“这个专业我不喜欢。”可见他是有主见的人。很快“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俞吾金第一志愿是复旦哲学系，果然金榜题名，我真为他高兴。

　　后来，他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任哲学系主任、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我有次去看他，热情留饭，还一个劲地称我“何师傅”。有次原单位想请他回来作报告，如同游子回娘家，他十分高兴。记忆中，他还是那样浅浅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