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高兴的事情是和隔壁同学一起钻进图书室读小说。那间图书室位于校舍底楼，之前不对学生开放，主要是供教职员工们借阅。我们每二周上一次阅读课，有语文课代表集中领几十册少儿图书，规定只能在教室里阅读，下课铃响后就要归还。

　　如今机会来了，我俩穿过绿化丛，沿着图书室北面窗户寻查一遍，恰好看到有一处破损的玻璃，大喜过望，踮起脚伸直手越到缺口处里头，将铁销子拔出，那一扇木窗就打开了，赶紧脚蹬手拉地爬上窗台翻跃进去，看到屋里架子上满满的书籍，真的是心花怒放！马上蹑手蹑脚地关上窗户，抽出一本就读起来。先前那些课堂里曾读过的少儿读物早不入法眼了，只挑供老师看的大部头小说。因为停课好长时间门户紧闭，满鼻孔皆是霉味、又怕隔窗让外人瞧见，既不敢开灯也不敢倚在书架上看，只好趴到地上；窗户外透过的日光因着排排书架遮挡，光线灰蒙蒙的。一本《红军不怕远征难》长篇小说尚未读完，我们走到那扇窗户前又欲翻入时，但见里头书架被掀翻在地，一地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纸张，书籍也被运走大半，最伤心的是门窗皆用粗木档子给钉死了……

　　1967年夏天，上海柴油机厂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联司”与“东方红”两派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因家处控江路黄兴路口，于是目睹了一辆辆载着头戴藤帽身着工作服手持铁杆的“文攻武卫”的卡车，乃至消防车救护车奔向事发点去。这一幕对年幼的我们绝对有震撼力，一致以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大家齐聚街头，一边看着过往的车辆一边听大人们议论。楼内一个青年工人也被派遣去了现场，他大腿处被厂房楼顶射来的螺母打出个红肿块，于是自己制作了把弹弓，说要复仇去，还向人讨教怎么才能打得准。聚在门口看热闹的小孩直觉好笑：平常是我们玩的东西，你们大人怎么也玩上了？

　　狂热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众人该折腾的皆折腾透了，该热闹的也都玩耍过了，能见识的也就这回事，好比是一口烈性酒下肚，灼热的劲头一消失，咂咂嘴后一无所有。

　　好多年以后看到林语堂的一篇文章，他说：“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要看他怎样利用余暇时光就可以了。”眼下整天整年都是闲暇时间，小学生待在家中只能靠无聊和胡闹来打发时光了。

　　男孩子的正经事是学做木匠理发裁剪活，能够练练毛笔字、装架半导体收音机已是十分罕见了。而女孩子除担当起家庭“买汰烧”外，大多忙于女红编织活计，文革以后上海滩出过几本手工编织书的名人，她们的手艺大都是从那时起步的。好打扮的女孩则摸索出了用火钳烫前额刘海的技巧：用夹煤球的火钳放在炉膛口烧热，然后夹住前额的头发，只听吱一声一股焦毛气冲起，一缕卷曲的刘海就显现了。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女孩为此烤焦了头发、烧糊了眉毛。记得新村里有两个记性好的女孩，在家里对着收音机模仿，一答一对无师自通地竟然演排出了《红灯记》中一出“痛说革命家史”的京剧，于是街道、工厂及学校等单位的晚会常邀上她俩作为压轴戏去客串。

　　成才不可能像排演一出京剧折子戏这么简单。没有环境培育及他人指点，仅靠个人的天赋是很难有所成就的，新村人对此体会深刻。隔壁楼里有个孩子，自小天资聪颖记忆过人，课本看一遍就能考个100分归来。文革一来，他的聪明及精力无处可去，对一般孩子玩耍的东西又不感兴趣，又热衷于新鲜刺激的玩意儿。家中存有的书籍很快看完了，后来不知怎么迷上了刚开禁的中外电影，父母对他的求知欲自然设法满足，节衣缩食让他去看。无奈电影票紧张，光有钱是没用的，但他脑子灵活，候在影院门前总能等到退票。孰料这一候就候出了名堂：他可将两毛钱一张的当场票换成两张后面场次的票子，从等退票到换票、再到后来的倒票，他把心思全放到捣鼓电影票上去了，由此还交上了一些票贩子朋友，尝到了甜头，再紧张的票子都能搞到手，一些热恋中的男女会络绎不绝向这个小阿弟高价预定，从此开始玩小聪明手段捞取外快。邻居们谈起他来，总是一副痛心疾首，凭他的智商，什么名牌大学考不进！

　　家长们对整天游散在家的孩子也是束手无策，于是早早为他们筹谋出路。三楼的沈阿姨家有三个儿子，她是这样来规划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老二手巧去学做木匠，老三个子大体力足，去学做泥水匠，老大瘦弱但脑子可以，去拜师傅学做裁缝……如今是当作笑话来讲，在那时确是真实的写照。

　　就这样混到1969年的3月，比正常的六年制小学延长了半年，终于可以分配去中学了。毕业典礼自然是没有的，倒是时任学校革委会成员之一的新班主任一席话还在记忆中，她煞有介事地说，按照目前的形势分析，你们也可能不进中学，直接分配到部队或者边防第一线去。座位上的小学生们似懂非懂地听着，像看一道费解的算术题，我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终结了小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