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在文革后期被撤销的空军政治学校奉命复校，被借调到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我从北京归来。经过十年折腾，重执教鞭返回教坛。春天，又来到我心中。

　　政治学校复校第一期，从部队招收1300多名轮训学员，分12个学员队，还有一个教员队。那时，学校实行教员住队制度。第一门哲学课一开，我就把铺盖卷搬进5队（干事队），与学员同吃同住，实行“星期六制度”，即每周六才可以离队回到近在咫尺的家里看看，周日下午返回学员队里。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当时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是纠正文革时期盛行的凭主观需要，断章取义地肢解革命理论的学风，大力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复校后学校根据轮训政工干部的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正本清源，学马列原著”。那时政理教研室的哲学教员总共5个人，时间紧，来不及备课，一个教员讲课，几个学员队集中在礼堂内听大课。其他教员已备好了前几课，我来得晚，排课时只能排在最后，分工我讲的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巴》）最后一章第4章。

　　那时讲原著，采用“领读”的方法，即逐段逐句地解释原文，提炼出其中的中心思想、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等，再联系实际运用原理回答实际问题。《费巴》这本书我过去看过，但没有读懂，光是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那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中推导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的辩证法思想，就够搞脑子的。

　　以己“昏昏”，焉得使人“昭昭”？我只好一边学，一边写讲稿，细抠原文，反复琢磨，参考了好几种版本的解释《费巴》的书，比较各种解释，重新组合成自认为“说得清楚”的一种表述，写进我的讲稿。遇到书中诸多的名词、人名、哲学史上的典故和历史事件，还要翻找各种资料和辞典，这样，备课的进度很慢，而单门独进的课程进度天天朝前赶着，又逼我加速，我总不能临了在讲台上“砸锅”吧！所以，讲稿写了又改，改了再写，白天随队听课，忙于实施各个教学环节，夜间关起门来加班加点写讲稿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1978年5月30日，是我重返讲台的第一讲。在政校二院礼堂内，进入第一批次教学的500多位学员，齐刷刷地端坐在长条椅上。一位熟悉的学员队干部递给我4句打油诗，祝家驹马到成功！

　　等待上课铃声响起，值星的学员报告到课人数，敬礼完毕，我登上讲台，环视底下黑压压的一片，顿时来了精神，一共8个小时的课，一上午讲了4个小时，台下传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告诉我，开头一炮，还行！

　　次日上午，继续在礼堂讲剩下4个小时的课。我的肚子不争气，腹泻已经好几天，到卫生处找医生开药服用，仍止不住，真怕上课时间出洋相。讲课中有两次课间休息，我已跑了两趟厕所，可是讲到最后一节课时，我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其时，我口中滔滔不绝，可是不争气的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痛，腹压一股劲地往下窜，眼看就要忍不住了，曾有几次已经到了想“中断讲课”的边缘，但转而又想，政治学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糗事，台下的学员来自全空军，“教员上课跑肚”，传开了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行！我涨红着脸，强忍自己集中注意力，硬是把讲稿上的内容全部讲完。等我宣布下课，话音未落，就直奔后台。还好，出礼堂后门二十几步就是“救命”的厕所。

　　住队的学员队干部发现了我的狼狈相。等到午餐从食堂出来，指导员刘炳义就扶着送我到卫生处，医生诊断结果是急性菌痢，需要立即住院。

　　我一听要住院！那怎么行呢？我的课刚讲完，接下来还有组织讨论、问题解答、小结、写心得体会等等一大堆事。

　　医生坚持菌痢传染性强，必须立即隔离。不得已，刘指导员帮我立即召集各分队长开会，由我向他们详细布置了下面几个教学环节要做的几件事和注意事项。会毕，卫生处派的车已等在外面，直送空军455医院眉州路传染科。临行前，我委托刘指导员通知我家人把洗漱用具送到医院。那时，家里没有电话。

　　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心还挂在学员队。队里没有了住队教员，谁来组织教学呢？只有教研室临时抽人帮忙了。说来也巧，同病室早先来的一位病人是政治学校送来的学员，原八航校的一位政治指导员，叫王俊杰。那时的学员学习很刻苦，他带上《费巴》原著住院，正为看不懂，听不上课而发愁。正好，讲《费巴》的教员来了。我给他断断续续讲了两天。因为我刚讲完这一章，讲得相当详细。病房里师生一对一的补课，在医院一时传为佳话。这件事后来被人写了稿子，

　　登上了《空军报》，题目是《辛勤的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