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再介绍下东松花和西松花中间的这片空地吧。随着孩子们经常在那里踢球、摔跤而“演变”成了运动场，而大人们也逐渐在茶余饭后，拎着小板凳聚集到这里“嘎山湖”。以后长白街道也看中了此地，把它作为露天电影院，经常来放映一些《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无形之中这片空地就成了“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其实此地原是一片稀疏的绿化带，它把松花新村一分为二后，也就成了东、西两个松花的分界线。那时，东松花和西松花的“两个阵营”是泾渭分明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当别人问起住在松花哪里时，都会脱口而出，我是东松花的或是西松花的。而到了文革时期，这里竟然成了流氓阿飞打群架和“文攻武卫”的斗殴场，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刀光剑影的场景。所以这时期，松花新村的孩子们，在大人的严格看管下，再也不敢随便去这片空地玩耍了。

　　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不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松花新村大人们开始忧心忡忡起来。每天下班回家后总是愁眉苦脸。原来，这时国家发布了支援内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简称为“支内”，上海机床厂对口支内单位是陕西省汉中机床厂与宝鸡机床厂。组织上一旦定下哪个职工去“支内”，那就是连“根”一起拔，其本人和全家都必须把上海户口一同迁入陕西。因此，大人们整天都在担心自己是否会轮到“支内”。

　　我父亲没有去“支内”，否则我现在就可能是陕西人了。可是，我的好多小学同学随同父母一起挥泪告别上海的故土，远赴汉中或宝鸡，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我还清晰记得，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位姓李的小学同学，他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六十年代此病非常肆虐，其父亲和我父亲在一个车间工作，是第一批被指令去宝鸡机床厂支内的。他们举家迁往宝鸡，告别上海的那天，我的这位同学在父母的带领下来我家道别，他拄着拐杖的身影和茫然的眼神，如今想来，依然令我难以释怀。

　　虽然后来大部分支内职工退休后，陆续回到了上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上海的支内职工把“根”永远扎在了陕西的黄土地上。 我们家在松花新村一直居住到我小学毕业，以后随着弟妹的陆续出生，我家也就成了住房困难户。七十年代中期，上海机床厂将我家住房分配到面积更大的长白新村后，我们便搬离了松花新村。

　　回想起来，居住在松花新村的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个各类生活资源短缺、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年代，但老百姓的心灵却十分单纯。

　　今年春节，我们祖孙三代十一口人四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的年夜饭，就是在松花江路靠近松花新村的一个饭馆吃的。当夜，我悄悄独自溜出饭馆，漫步在寂静的松花江路上，凝望着夜幕下的松花新村。今天的松花新村和松花江路已经物是人非，原先的三层楼尖顶房，已经加层为四层楼的平顶房，四周也砌起围墙作了封闭式管理。和周围一幢幢耸立的商品房小区相比，松花新村真的是“老态龙钟”了。

　　可是，新村老了，路灯亮着；街巷睡了，时间醒着。

　　有位历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对一座匆匆前行的城市来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一件行李。”我想：对上海、对杨浦区这样一座正在不断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城区，对曾经在松花新村居住过和现在依然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上海市民来说，松花新村是永远“寄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件历史“行李”，无论走到哪里，都 “携带”着这件“行李”，去迎接、去拥抱更加灿烂的明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