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茂生 文

　　从咿咿啊啊到一个个音的困难吐字，再到如今一口气说八、九、十个字，孙女用了三年时光。按理说“神兽归巢”回到幼儿园了应该欣慰，但为“说点啥”总是平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烦恼。

　　说起来，为小孩的“说”费力不少。先发愁“咋还不开口？”后担忧“怎么说得如此结巴？”等听到一口半文半白的普通话了，特意教三个上海方言“瓦忒了、么埋了、小辰光”，但效果基本为零；开始着急“怎么不说上海话？”一同“遛娃”的熟人宽慰说语言环境如此，着急也没用。

　　遥想，我们牙牙学语时由湖北来的奶奶带大，楼上有“苏州好婆”，隔壁有“绍兴夯郎头”，过街楼还有“宁波阿娘”，工作后学得一口乱真的高邮腔……语言环境也说不上如何纯正，但作为用上海话思考、成长的一代，尽管已是夕阳余温，仍有底气、有自信教授最市井、最流行的上海话。与人聊天常谦卑地自我介绍“本人不才，粗通四国语言”，随后掰着手指说：“吴国的上海话，楚国的湖北话、越国的宁波话、源于雅言的普通话；如此四国语言但说无妨。”人家推推差点掉下来的眼镜应道：“客气，本人粗通五国语言，其余听起来再说。”两人相视而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流通带来大市场；为做四面八方的生意，商店柜台有块小牌子，上书“我们能说普通话”；大市场加速大移动，里弄干部起初还统计哪几家有“外来媳妇”，开个会学学上海话和风俗规矩。很快外来媳妇中本硕博学历的越来越多，留洋的外来女婿也稀松平常。

　　再以后，平地一声雷：“征收啦！”一番波折后，往日的乡野农田处处可闻刮拉松脆的上海闲话：宏观上“陆家嘴说英语、内环里说国语，外环外听沪语”渐成顺口溜；微观上，到菜市场从测体温进门到拎着买鱼送的小葱出场，全程不用说一句上海话。想起一句老话“菜篮头里看形势”放在这里蛮合适。

　　语言传承“行之于口，传之于文”，前者要面对面、手把手地耳提面命，远比后者在文牍之中纠结词意与音准统一重要很多。不信，翻翻林林总总的上海话“宝典”“字典”，总有隔里隔生、“隔靴搔痒”的味道；而沪语培训班总有门庭若市的喧闹。

　　绕半天仍未回答“小人说不来上海话”怎么办？

　　要么强势塑造，精心“矫路子”，戒尺高悬，每天背“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十三层……”背得出吃鱼肉，背得好有点心，小人作兴会说点上海话。就怕没几天，面露愠色的亲爹亲妈接走孩子，“隔手”花大价钱送沪语培训班“提高素质”。

　　要么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每代人都有独特的交流渠道和方式；想明白了，对小孙女说：小宝贝，大人就说上海话，你爱说不说总会说，说不定哪天就能听又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