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建民 文

　　看了施平先生《买书 看书 卖书》（本报9月29日本版）一文，我对于他关于“买书，看书，卖书，人生一个小小风景而已。个中滋味，五味杂陈，难以忘怀”的说法，感同身受。关于书的故事，我也有不少。蒙编辑厚爱，去年编发了我回忆抄书经历的小文，今天我再说说丢书的故事。 

　　算是逆反心理使然吧，我喜欢读书是从那“史无前例”的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开始的。为之，还曾经担过风险：我从上海插队到安徽时，斗胆将劫后漏网的《古文观止》《牛虻》《父与子》等“封资修”的东西，混杂在“雄文四卷”“老三篇”中，带到乡下。 

　　我喜欢读书，也仅止于喜欢而已。我属于五柳先生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那一类读书人。不过，在我丢过一批书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 

　　那是1981年发生的事。那年初冬，我结束了在安徽省天长县的地质工作，随队迁往数百里外的定远县。途中，因为车辆事故，我那一直伴着我走南闯北的满满两纸箱书从车顶摔到了地上，散了一地，而当时我又未跟车，结果，许多书被人顺手“牵”去，有些线装书则支离破碎，随风飘走。 吃一堑，长一智。自那次丢书后，我便将书尽量留在家中，再不敢带很多书去工地了，去野外工作时，每次仅轮换着带上几本。由于每次带书不多，这就逼得我不得不将一些书翻来覆去多看几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看书才算入了点门，学会了品书，学会了写书评和读后感——努力地从书中汲取营养。 我永远也忘不了丢书后的1984年。那年，我又一次去野外工作，因为走得太急，竟忘了带书。没书看的日子真难熬啊！我尝试着背诗、背词、背古文，但效果不好。于是，我又尝试着将流水账似的日记写得长些、再长些。想不到，这么一写，竟然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杂文来。在同事的“怂恿”下，我将这篇《武松获誉随想》誊上稿纸，寄到《中国地质报》。当我再次从野外回到机关时，机关里早已沸沸扬扬了。大家热情地祝贺我，说我发表在副刊头条的杂文，写得很有味道。 

　　从此，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又添进了新的内容——写稿。从1984年至今，我已在各地报刊、电台发表了数百篇杂文、评论、散文，还得过一些奖。我能够通过人才交流从安徽回到上海工作，那些文章助力不小。 时过境迁，每每看到新作见报，我仍感叹不已：倘若没有那次丢书，又怎会有今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