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建民 文

　　前两天，我在参观一场记录上海旧风貌的摄影展时，看到了过去酱油店、老虎灶等影像，感到十分亲切，也让我回忆起了与酱油店、老虎灶相关的许许多多的往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家一直住在黄兴路（近长阳路）上的一条窄弄里。记忆中的酱油店叫“王万泰”，后来公私合营了，好像还叫“王万泰”，坐落在黄兴路西侧，店门朝东。店设在二层楼房的下面，开间较大，光店员就有四五人，其中有位女营业员叫小高，个子不高，短发圆脸，待人很客气。店主家的小儿子叫王森志（音），初小时，我曾经与其短暂同班，但与其相熟，还是因为认识了小四子。

　　小四子与我同龄，也是67届初中生，他在树人中学上学，我则在靖南中学。小四子家是开老虎灶的，店面与“王万泰”并排，在其北面，中间隔了一条弄堂和几间门面。其家也是二层楼房，楼上住人，楼下老虎灶兼客堂、厨房等。

　　小四子家是淮阴人，乡音颇重。小四子既然排行为四，说明其上还有兄长，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其大哥高高大大，脸上有出天花的痕迹；二哥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三哥脊柱侧弯，背弓着，但精气神很好。其父肤色白净，但背有些驼，说话和蔼，谈吐不俗；其母中等身材，很勤快，待人很客气。小四子集中了其父母的优点：肤色白净，鼻梁高挺，相貌堂堂，眼睛虽不算大，但炯炯有神，身材则与我相近，在一米七朝上。

　　他家虽然开着老虎灶，但经济状况未必就好，有事可以佐证：一是其二哥谈恋爱时，曾向别人借了条毕挺的裤子装门面；二是其二哥谈恋爱时，第一次请女方吃的是四分一根的棒冰，而不是八分一根的雪糕。

　　我与小四子虽然同届，但开始交往并不多，只是去他家泡开水时，遇到了才交流几句，倒是与其父交谈得略多些。后来文革了，停课了，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同龄人的交往就多了些。但当时，各人有各人的圈子，我当时常与比我年长些的人交往，喜欢到一家有院子的人家锻炼身体，举杠铃，练哑铃，偶尔还练些拳脚；另外，就是把家里仅存的一些书，用来与别人交换着看，而这些，好像都未与小四子交结。

　　后来，无意中，我看到小四子在拉二胡，我就凑了上去，与其交流二胡方面的内容。当年，我也把家里尘封已久的父亲的二胡拿出来练了，学会了不少曲子。由之，我与小四子的交往就多了起来，他时常来我家，听我拉二胡，有时他也拉给我听。有几次，他还带我去“王万泰”的阁楼上，与王森志一起听唱片，曲目是什么记不清了，但肯定有“梁祝”。当年，听轻音乐是犯忌的，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像做贼似的听。因为是“做贼”，所以印象特别深。

　　再后来，上山下乡的高潮来了，我与小四子均在列。要下乡，就需要有装备，至少得有一只大大的木箱吧。当时，各家均没有多少余钱可以用来添置大件的东西，大家只能是穷则思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我与小四子均学上了木工手艺，且做得像模像样的，都是榫卯结构。我从小四子家对面弄堂的我的远房表哥处借来木工工具，先为姐姐家做了一人多高的碗橱和方凳，再为自己做了床头柜和大大的箱子。在从事木工劳作时，小四子经常来交流，并与我互拉二胡，但我们没有合奏过。给家具油漆时，他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尤其是箱子采用明黄色的底色，再加两遍清漆罩面，效果甚好。这只箱子，跟着我走南闯北地到处漂泊，至今还在我外甥家用着。

　　除了拉二胡，做木工方面的交流，我与小四子也交流过人生，我俩都对未来有迷惘感，但也都坚信，只要能吃苦，努力了，就不怕风吹浪打。

　　装备停当后，我经不住居委会多次动员，报名去了安徽临泉县插队，小四子则由父母安排，回淮阴老家务农。期间，我每次探亲回家，总会探听小四子的消息，听说他一切均好。

　　1993年，我调回上海前，杨浦大桥就动工了，位于黄兴路旁的房屋先行动迁，小四子一家就搬离了；尔后，我一家也紧跟着搬迁了。

　　这样算来，我们分离已近半世纪之久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偶尔写点文章，发在各地报刊上，署本名者为多；退休后，我写过不少回忆往事的小文，刊在我喜欢看的杨浦时报、新民晚报和其它报纸上，也是署的本名。文章中，有些是描述当年住在黄兴路旁棚屋时的旧事的，不知道小四子是否看到了这些文章？不过，即使他看到了，也未必能知道那些文章与乳名叫毛头的我相关。因为，当年我们只叫各自的小名，至于对方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但愿这篇小文能被小四子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