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建民  文

　　双休日，沐浴着暖融融的冬阳外出购物，看到小区旁宽广的人行道旁有不少卖蔬果、鲜花、衣帽鞋袜和迎新挂历的摊位，也有卖现烤山芋、玉米和热气腾腾的小吃的，街市色彩斑斓、人来人往，一片喜色。有老伯感叹地说：上海滩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看到这一幕，我油然地想起了自己摆摊的往事。1962年，我上小学四年级。虽然当时生活已比“三年困难时期”时有所改善，但生活仍颇多不易，许多居民家都养鸡下蛋，改善生活。住在黄兴路棚户区的我家也养了五六只母鸡，旺季，每天有三四个鸡蛋，对长身体的我和哥哥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那年初冬，下蛋最多的被称为“黑一万”的母鸡未再下蛋。母亲想杀了它，炖汤，但不知是因为从小养大的鸡有了感情，还是因为贫穷，最终舍不得吃，便与刚放学到家的我商量，让我抱着“黑一万”去位于离家不远的仁德纱厂（国棉三十厂）门口卖掉，价格是五元。妈妈说，纱厂下班人多，容易卖掉。

　　我年少不谙世事，对妈妈的话言听计从。于是放下书包，抱着被缚着脚，屁股已被洗干净的母鸡，来到临青路（靠近长阳路）的纱厂西门，抱着鸡，蹲在门口。来来往往的工人很多，询价者也不少，半小时后，来了位清瘦的中年男人，他问价后，便把我带到他所住引翔港的家中，称了一下重量后，把五元钱递给我，还嘱咐我路上小心，慢慢走。这是我第一次摆摊。

　　1970年，我远赴安徽务农。在那里，乡亲们待我和同住的发小都很好，但囿于当时的条件，生产队难以拿出现金直接给我们购买生活用品。我们需要买些点油灯的煤油和偶尔改善伙食吃猪肉时，生产队会从仓库取出一些黄豆，让我们去集市变卖。于是，隔一两个月，我或者同住的发小伯华，便会挎着装满黄豆、约10多斤的马鞍型竹篮，步行五六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的集市摆摊卖黄豆。

　　开始，我对摆摊很不习惯，害羞，用草帽把头脸遮住，傻傻地蹲在集市卖粮区域的一角，等着买家询价。也因为害羞，我总是开价比别人低，所以成交也较快。一来二去，在集市做中介（掮客）的邢大爷察觉出我售卖的黄豆比别人价格低，于心不忍，便主动告诉我，以后我卖粮食就直接找他，由他找买家，他一分钱的中介费都不收我的，且价格不会比别人低。自此，我再去集市卖粮，就直接交给邢大爷，省时省力不说，价格也比我自己直接卖的高些。乡亲们对知青的体贴照顾，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细微处。

　　我调回上海工作后，再未摆过摊，但对摊贩的不易，感同身受，我尤其不忍看到摊贩望向路人时乞求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