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升 文

　　数十年前，还年轻，到岳母家探亲、过年，在县城汽车站，乘坐客运班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市里，转乘在长江上航行的客轮，两个白天一个夜晚，大约三十六个小时，到达上海。

　　回想当年，春节前后，买车票要提前一两天排队，船票紧俏，有铺位的四等舱，更是一票难求。

　　临近春节，往往下雪了。一天一夜，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花，使得县城大街小巷，屋顶、地面，覆盖着银白的雪。雪天易晴，隔天早上，出了太阳。老街上，有小孩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有大人把家里腌在瓦缸里的猪肉、鲫鱼，穿上细绳，挂在街口空地，竹竿三脚架撑着的晒衣篙上。

　　青砖黛瓦、木梁木柱的老屋里，母亲系着围裙，在土锅台前洗锅、洗碗。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带着行李，在市里下车，赶到港务局售票大厅买船票。正是售票时间，长龙般的队伍，缓慢移动，忽然，听到排在前面的人说：“船票卖完，卖票窗口关了！”犹如当头一棒，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开。

　　雪中送炭，有人前来退票。看穿戴、听口音，是个上海知青，他在售票窗口前，举着手中的票说：“谁要船票，到上海的！”售票大厅内，好几个人一拥而上，说：“我要！”“给我！”未婚妻也跑上去。还算幸运，我们有了两张没有铺位的五等舱、散席票。

　　我第二次到上海，启程当天，中午，阳光照耀，晴冷。

　　临江的马路，街边、角落，还有积雪、冰冻，路上人来车往。我们在港务局下车，肩挑着两只人造革旅游包、两只纸板箱，歇在港务局前的广场上、树干涂着白灰的梧桐树下。正好遇到几个同在县城工厂上班，也是回沪探亲、过年的上海知青。

　　不一会儿，马路上，一个拉着空板车、穿着花棉衣、身体结实的中年妇女，走上来问：“你们到哪里，行李要送啵？”县棉织厂的小周，代我们说：“他们路远，你送不到的。”她说：“路远？路远也送，价钱可以谈。”她动手搬行李，说：“到哪里？”小周说：“到上海。”她听着笑了，说：“你这伢，真会开玩笑！”

　　马路上，很快又出现一个骑着脚踏车、穿着棉工作衣的二十几岁的男青年。小周眼尖，老远看见说：“来了！”男青年骑着脚踏车，停在小周几个面前，从袋里掏出几张船票，一口上海话，说：“四等舱，厂里同事的亲戚，帮忙买的。”

　　当天晚上，一宿没睡。夜黑、风冷，上半夜，我们在街上闲逛，下半夜，零点前后，我用小扁担挑着行李，来到江边码头。

　　长江江面、岸沿宽阔，夜幕笼罩，点点灯火。挨着防汛墙的检票通道，遮雨棚里，乘客站着、蹲着、坐着。凌晨三点多钟，有乘客说：“来了！”上游方向，出现一团朦胧的亮光。乘客全都站起来，排队。翘望、等候中，几层客舱的客轮，渐行渐近，靠向江边码头。有乘客兴奋地说：“是东方红十号，新船！”

　　我们到上海探亲、过年，带的行李，有农村土特产、换洗的衣服，还有搪瓷缸、铝饭盒装着的熟菜、米饭。上船后，上午十一点多起床，小周说：“走，到餐厅吃饭。”我说：“我俩带了饭、菜。”是母亲站在土锅台前，柴火、铁锅炒的菜、煮的饭，我拿出来，到船上开水炉放开水，泡饭。菜是咸鱼、炸酱。

　　天气晴朗、冷风拂面。我站在船尾甲板上，凭栏远眺。阳光下，江面波光粼粼，“东方红”客轮，犁开水面、劈浪前行，抛下浪花、漩涡。几只白色的江鸥，在空中盘旋，追逐，俯冲而下，在江面上啄食。

　　太阳下沉、暮色渐浓时，看到了外滩，沿着黄浦江的路灯，犹如金黄的珍珠项链，高楼大厦的灯火，温馨柔和。客轮驶入黄浦江，缓缓挪动，停靠到了十六铺客运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