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彭庚 文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确实如此，崇拜军人，向往军营，能拉一下民兵手里的步枪枪栓也要激动好几天。

　　1968年，到南通长江边的人民公社插队，这儿的人非常重视孩子的读书，每个生产大队有小学，公社有初中，而且，小学都办了“初中班”，初中办了“高中班”，谓之“戴帽子”。我们几个高中毕业的知青，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后，担任了“高中班”的代课教师。

　　学校生活丰富多彩，不仅“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那周，正是学军期间，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距学校100多里的军用机场，正在“对外开放”，供人参观，但只剩第二天上午半天了。

　　机会难得，当机立断，我们调整了军训计划，决定第二天就去机场。

　　第二天清晨5点多，32个学生就都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子有新有旧，有的还是借来的，但都擦得清清爽爽，车胎充足了气，有两辆车龙头上，还系了红布条。

　　30多辆车，迎着晨曦，浩浩荡荡，行驶在乡村大道上，“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首又一首充满豪气的战歌，飘荡在清晨江海大平原的上空。路旁早起的社员，向我们行起了注目礼。这种情形，在当时并不少见。那时候，“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民兵集训拉练，是常有的事儿。

　　然而，我们的这次“远征”，却犯了个“路线错误”。去机场有两条路，但公路要绕一个大圈，比乡间土路要多30多里。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土路。谁知，虽是江海平原，坦荡无垠，但乡道却曲里拐弯，时而穿过长桥短坝，时而越过高坎低洼，时而擦过房前屋后；宽处可达一两丈，窄处只有三四尺；三岔路口特别多，不时要停车问路。眼看着太阳越爬越高，心里着急，两条腿越蹬越快；越快越急越出乱，一会儿链条掉了，一会儿车胎漏气了，但一睹飞机的强烈愿望，鼓舞着腿酸手麻的我们，拼命蹬车向前。

　　紧赶慢赶，赶到机场时，还是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此时，我们心心念念的一架战斗机，就停放在距正门不远的栅栏后，昂着头，张着翅膀，虎踞地面，看着我们，似欢迎，又似同情，更似惋惜，还带怜悯。我们一个个似霜打的茄子，失落地站立在栅栏外。有两个女同学的眼眶里，顿时盈满了泪水。

　　“不能就这样无功而返吧，去求求哨兵吧，或许会……”一个同学低低地说。“没用的，军队最讲究时间观念了，他们是以‘秒’来计算时间的。今朝没戏咯。”我一个同事失望地说，语气中不禁夹带了乡音。

　　我们的交谈，惊动了门卫室，里面走出一个年轻的军官，对我们说：“听话音，你们是上海人？”我们几人围了上去，述说了原委。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等一会儿。”返身走进去，拿起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说：“首长特批，允许你们参观。”同学们立刻欢呼起来。我们几个老师跟这个“老乡”紧紧地握手。我想起那句老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多亏你这位老乡，才万事好商量呀！谢谢你。”

　　“不，我们首长是为了满足同学们的心愿，可不是看在老乡面子上。”接着，他又压低了声音：“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首长同意你们登机参观。”“登机”两字，不啻于一声炸雷，惊得我们难以置信。

　　我们迅即排成队，攀登扶梯踏上临时平台。平台搭在飞机两侧，供参观者察看驾驶舱里的设置。第一个进入驾驶舱的是刚17岁的王东，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坐在驾驶椅上，一手握住操纵杆，一手在仪表盘上“噼里啪啦”揿。我忙提醒他：“小心，别揿坏了！”老乡军官笑笑：“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过把瘾吧。这是一架英雄战机，刚退役，准备送到陈列馆去。”

　　每个人进舱前总是催促前面的人“快点快点”，而自己离舱时却是慢吞吞，望了再望，待都圆了“驾驶梦”，太阳已越过头顶。

　　老乡军官给我们送来两桶开水，同学们拿出带来的午饭。午饭真是丰富多彩，煮鸡蛋、荷包蛋、鸡蛋饼、白面饼、玉米饼，还有粽子，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昨晚或今天早晨做的。带的量特别多——兼带了老师一份。我们捧着学生们递过来的蛋和饼，仿佛捧着学生们浓浓的情意。

　　回程的路，我们不再抄近路，而是走了公路。有几个年龄小、体力弱点的，渐渐跟不上。一个同学从路边生产队的晒场要来一捆稻草，浸湿水，拿砖头敲扁，搓了几根粗粗的绳子，在前面牵拉。队伍，又结成了一个整体。我也由此学会了搓绳，“农家的儿女多能干”，此言不虚。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我们兴高采烈凯旋。

　　后来，毕业时，我们班有三个学生参了军，走上了保卫祖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