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达 文

　　日前应邀参加一个公益活动，主办方温馨提醒说要留影，最好穿正装。老实说，退休以后我既不再着工作服，也极少穿所谓西装革履的正装，而是怎么舒适怎么来，力求随心所欲，干净利落。

　　提起服装，倘如一本正经讲究起来确实非同小可。有道是“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人一旦满足了吃喝拉撒睡，服装便成大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事于人真不能小觑，它不仅关乎外出遮羞避寒，更关乎到仁礼，关乎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秩序，可见服装是尚礼之邦最直接的显相。难怪倡导天下交领右衽（衣襟）的春秋齐国宰相管仲有言在先：“衣服所以表贵贱也。”对此，孔子曾点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厌鄙交领左衽野蛮，没有档次不靠谱。因而，服装事关国体久矣。

　　不仅军与民服装有别，木兰代父从军，功成名就后要荣归故里，便“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衣。”封建时代，官与民服装更各异，官阶大小，从衣裳的颜色图案、前胸后背的缀补上一看便知，很少叫人混同搞错。旧时当官的要了解民情，常须微服私访，不要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即便县老爷下乡查案也得改装打扮，以隐蔽身份，获得真相。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长此以往，也造成“只敬衣衫不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的世俗势利普遍现象。民国初期，去辫之后，亟于易服，人们的服装有些混乱，洋装逐渐风行。据说，鲁迅先生穿长衫某次外出办事也曾遭势利眼拒绝。于是，顺应人人平等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男女服装——中山装与旗袍便应运而生。

　　中山装与孙中山确实有直接关联。据《中华文化习俗辞典》记载：“1912年，孙中山参照中国原有的衣裤特点，吸收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和‘西装样式’，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的原则，亲自主持设计，由黄隆生（越南侨民兴中会成员）裁制出一种服装样式。”这种新衣完全革除了长袍马褂模样，其样式为立翻领，对襟，四个贴袋，前襟五粒扣，袖口三扣，后片不破缝。

　　据说，此衣还真有讲究：立翻领，喻严谨治国理念；四个贴袋，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前襟五扣，喻五族共和，又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扣，左喻自由、平等、博爱，右喻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喻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女装旗袍，并非旗人服装，它是蒙人袍服、汉人长马甲和满人旗装的合成，显得凝重端庄，温文尔雅，当年西装传入后，它又汲取了连衣裙依人体曲线剪裁的审美功效，因而一经推出即流行市井。据1920年1月中旬的上海《时报》报道：“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可见一斑。

　　1929年4月，国民政府曾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正式将中山装、旗袍定为国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参加工作时，穿小脚裤、喇叭裤的年轻人都被师傅们视作穿奇装异服的不良青年来对待的，这些人要入团当干部根本不可能。改革开放时期，西装革履一度满街皆是，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出门谈生意一身西装，皮鞋、皮带、皮包几乎成时髦标配。

　　时移世易，现在没有国服一说。汉服唐装是怀旧的艺术服装。中山装基本绝迹，舞台上演员表演时还看得见。穿旗袍的倒是能时常看到，但大多数还是在重大活动及高档酒店现场当礼仪小姐或是饭店女服务员的装束。西装似乎也有些式微，平时在街上正儿八经穿西装来往的人不多了，除了房屋中介的小哥。

　　如今，绝大多数人的服装是随意潇洒的休闲服，至于讲究名牌，那是年轻人追求的。总之，休闲，更胜于礼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