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 文

　　1975年底，指导员华洪根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亲手交给我一张接兵通知书，并说：“你上进心强，组织纪律观念强，政策水平高，能独立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这次派你去上海接兵 。”

　　我喜出望外，当场感谢组织的信任和栽培，表示坚决完成任务。我深知，手里的通知书，既是组织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次日上午，我就打好背包整理物品去团司令部报到，司令部参谋严瑞扬任连长，各连队共抽调15人，分别为排长和班长。12月28日下午，集体乘火车于晚上到达空军航空兵第12师招待所，接受为期四天的集训，学习有关文件和接兵的具体要求。

　　1976年1月3日晚上8点，在团长带领下 ，我们去徐州火车站搭乘过路火车赴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人都挤在车门上不去，几个战友灵机一动，从开着窗户的地方爬进去，外面的战友递行李，递完行李，我和战友一起爬进去。车厢里人挤人，连卫生间里也都被占领了 。至于想喝开水，那就更是奢望了。

　　就这样站到了无锡，下去的旅客多了，有了些松动，我也熬到了一个座位 ，往下低头一看，左上方军衣口袋外面全是红色，原来是一支双色圆珠笔在人与人的拥挤摩擦中墨水全部溢出，连长和战友们说我像是在战场上挂了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下午4点，晚点一个小时到达上海老北站，比济南站小得多，与大都市不甚相称。

　　待全连战友都出站集合后，遂乘坐一辆解放牌卡车，到了愚园路长宁区人民武装部。这是一座别墅，三层楼高。分配好房间后，集合穿过愚园路去对面的区机关食堂吃晚饭。吃饭和机关干部一样，用饭票买菜肴和主食。尽管一天基本未吃东西，已是饥肠辘辘，但喝了第一口稀饭，就感到反胃，因为漂白粉味太重，难以下咽。至于菜肴和米饭都有此味，像喝药一样勉强吃下去。刚要起身离开，坐在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和蔼地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你是第一次来上海，吃不习惯吧？慢慢就会习惯的，上海的水只能保证无菌，不能保证味道好。”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区委书记关键同志，其爱人在抗战中牺牲。

　　饭毕，回武装部整理床舖，我这间共三张铁床，我睡在靠门的上铺，开始几天睡得还算好，大概是这些天比较疲劳吧。

　　令人苦恼的是，这里离中山公园汽车站太近，早上4点钟就开始拉铃发车，又加冬至后寒流不断来袭，我们的铺盖单薄，每人只有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一件大衣，再加上棉衣裤，无法抵御寒冷。见此状，接兵团的领导为我们在旅社租了被褥，每人褥子、棉被各一条。这样被窝暖和了，睡得也香甜起来，外面发车的拉铃声也慢慢适应，甚至忽略不计了。大概也是习惯了、适应了。

　　1月8日，从新闻里惊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都悲痛万分，泣不成声，中饭都未去吃。惊悉噩耗，长宁区委和政府布置了灵堂，我们也按照统一部署，怀着非常悲痛、无比崇敬的心情进行了悼念，以寄托哀思，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连负责接长宁区的几所学校，每所学校实行分工包干制。我和警通连的小康同志负责接省吾中学的，由我牵头。

　　省吾中学是1945年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并领导的革命据点学校，是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实验基地学校、上海市老科协创新教育实验基地学校、长宁区教育学院学科发展基地。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曾任校长。我们和该校杨姓书记一起排摸学生情况，物色预选对象。体检时我们也全时段在场，注意观察素质好、身体健的学生，作为预选。体检完后，对合格的进行政审。每天就是跑机关企事业单位调看入选对象父母政治面貌和主要社会关系。

　　到2月底，我们接兵连按照中央军委和军区空军的要求，扎扎实实地走完了各种程序，和武装部一起敲定了兵员员额，随后颁发了入伍通知书。于3月3日搭乘绿皮运兵专列（时称闷罐车，打地铺），于次日上午顺利到达济南站，由部队司令部派解放牌卡车接送到各个单位。至此，我们圆满完成接兵任务，我也从中经受了锻炼，接受了考验，提高了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堪称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