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应依托于自然的创造力、社会生活的源头活水，应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无论诗歌如何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李白的气势不凡、杜甫的沉郁顿挫、李商隐的深情内敛、李煜的幽怨离伤、苏东坡的笔墨凝重，他们的个性、境遇及风格如此不同，却有始终不变的家国精神，他们把个人的命运和家国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当代诗人应肩负起传承文化精神的使命，就应该具备“经天纬地，昭临四方”的文化修养，“博学多闻，海纳百川”的知识基础，心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宽阔胸怀，参天地挟宇宙的宏远追求。

　　诗歌和诗人的确给世界带来了惊喜，在此仅举两件与诗歌有关的重大事件。一件是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用凝练通透的画面打开了通向现实的新路径”，他的诗用奇想融合了梦与现实，以梦的残骸碎片揭开了日常世界的假面，但依然保存着梦幻的希望。由此引出了“什么是好诗”的话题，我们可从瑞典文学院对特兰斯特勒默诗的评价中窥探究竟：一是凝练的语言，即便从“五四”时期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突破各种藩篱的束缚，但诗的语言必须经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是口语中最精致、富于美感的部分；二是通透的感受，洁净纯美的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是艺术中精华的沉淀；三是现实的映照，走在世界观照世界，走在人生观照人生，“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匡时济世、同情人民乃为大手笔；四是打开新路径，真正的诗人总是另辟蹊径，言人所欲言而又未言，诗歌永远在求变求新之中。另一件，希金斯当选爱尔兰总统。希金斯是“一个敢于说出心里话的思想者”，是“国家宝藏”，在德行上受人尊重。他的当选被全世界媒体称为“诗一般的胜利”，纷纷做起了“诗”的文章。希金斯曾写过《什么时候轮到我？》，的确，爱尔兰人民选择了诗人，其实是选择纯净的社会、诗意的生活，期待诗人的努力，把生命提高到诗歌的境界和高度，又把诗歌的境界化作生活的体验。生活因诗歌而净化，诗歌因生活而有形，生命诗歌化了，诗歌也有了生命。

　　不过，诗歌“边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仅是诗人圈内的狂欢，而与读者渐行渐远。这其中既有社会转型和文化沙化的原因，也因为诗人随波逐流，一味地向现实“献媚”，放弃了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作精神的抗争。

　　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全部的哲学。试观当下诗歌创作，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诗坛看似热闹却是浮躁，竖起形形式式的旗帜。虽然色彩艳丽扎眼，却缺乏思想根基，也少有读者喜欢的作品，只是过眼云烟而已；甚至用游戏恶搞、消解崇高，过度地娱乐化，狂欢之后留下一片废墟。二是缺乏对诗歌的敬畏之心。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材质是昂贵的，技艺是精巧的，器形是高雅的，所处的位置是令人敬仰的。这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存有不灭的希望，激励创作者精心打磨出更多耀眼的明珠，去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三是审美取向的错乱。我们提倡审美取向的多元化，因为每个个体都有独立的审美角度，都应该得到尊重。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能找到不同的审美群体，正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审美趣味，才有了艺术天地的万种风情。然而作品必须有审美的价值和艺术的创造。有人在诗歌语言运用上误解了卢梭的观点：“最原始的语言都是诗歌般的。”那些以丑为美、以丑为荣的作品，不是以揭露丑恶来彰显正义，只是作者阴暗心理的扭曲表现，只能使读者大倒胃口，避之不及。四是曲解创新。诚然，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创作。但是，艺术创新是建立在深厚基础之上，并能带给人们全新的审美愉悦。庞德说过，“愈古典愈现代”，离开了审美，就是丢掉了艺术的核心；没有了愉悦的艺术体验，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那些胡乱拼凑的场景叠加，生搬硬套的文字组合，指鹿为马的思维纠结的作品，都是对诗歌创新的误读。

　　再看今天的阅读，现状堪忧，不重品质阅读，只顾“阅读娱乐”，“娱乐至死”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力的消解。曾断言工业化能使人智商提高的“弗林效应”倡导者——新西兰人詹姆斯·弗林已经承认，“电脑文化”使人的思维日趋表面化和碎片化，已直接威胁到人的阅读能力，并造成发达国家青少年平均智商的下降。笔者期待将来有更多的人看诗、写诗，有更多的诗和诗人被读者青睐，因为每个人都藏有一颗“诗意的栖居”的心灵！（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