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众说纷纭，又总让人陷入思考的问题。许倬云先生以耄耋之龄，以《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直面这个问题。他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说，“‘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然而这又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因为“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而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除四周邻居的敌意”。从序言中可见，许倬云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写作本书的意图，就是想揭示出一个“多元、多样”，而不是单一、固化的中国，通过这种多元性的呈现，消解掉一种故步自封的樊篱。

　　以此为目标，许倬云先生的写作思路就非常清晰：我们印象中中国历史由“秦汉……唐宋……明清”等正统朝代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序列。而实际上，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朝”是可以脱离东亚乃至世界体系这个背景而独立存在的。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跃出了一般历史化的写作，结合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从最初开始，便是最早期一批“外来者”的后裔。“‘现代人类’离开非洲以后，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处，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东方……”从头打破了国内学术界一直遮遮掩掩，不愿直面的中国人群的来源问题。

　　既然从头开始，这片东亚大陆上的居民就以迁移地方式开始了“中国”之旅，那么后来者便自然沿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地继续这一场旅程。虽然暂时没能提出夏人的起源，作者指出，商人是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由外而内地替代了夏人的统治，而“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这就不是一般认识上东亚地理的中心区域。与之相仿，作者也指出了替代商朝的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地区”，他们也是通过迁移，南迁到了后来的关中地区，成为商朝的附从，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勃兴。

　　由此可见，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是从东亚核心区的“外围”一点点内迁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中原”为根据地向外发展的。但这些王朝在东亚的核心地区站稳脚跟成功登基以后，就开始频频向周边发展，阻止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由外而内”进占中原。同时为了在理论上建立阻止外族向内迁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华夷之辨”的修辞方式，封自己为正统，还把周边的人群称作“夷”，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分类方式，因为这个“华和夷”并不是固定的，生活在中原的人们一方面阻止不与自己合作的“夷狄”进入；另一方面，又鼓励和自己保持密切文化、经济往来的人群加入自己，打开方便之门。这就是后来处在华夏边缘的秦国入主中原，成为正朔的原因。

　　如果说，那些由外而内的人群有着明确的移动、变迁过程，那么当“华夏”形成之后这一文化上的分野是否就此固定下来，塑造了某种标准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在许多让晚近时代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时代中，这种人口流动、文化融合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种多元性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时期的繁荣。

　　书中对何为中国的具体论述，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人群与文化迁移的具体路线，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和今天渐渐升温的“丝绸之路”研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及，中国文化以南北而分的地理依据，都能让我们对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更具体、明确的认识。

　　此外，尽管书中重复了有些陈旧的话题，比如“假如中国北方草原上不是如此寒冷，那些东北和北方的胡人也不会大批地进入中国”——其实据当下掌握的气候史证据显示，古典时代气候波动的波谷与北方人群的南下时间线并不吻合。此外，这同样无法解释，那些北方草原上的居民本身又是从何而来，他们在先前又如何克服了当地寒冷的气候而没有发生迁移，偏偏选择了某个时期。

　　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许先生在书中力图呈现的一种卓有见识的，文化多元的观点，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一姓一族的荣誉；同理，中国在历史上陷入的低谷，也不是某个民族取得政权的结果。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的现代文明的冲击，实在是“经过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堆积。

　　在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了解“中国”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已经明确，历史上的中国，从人口来源和文化上，就是一个和周边文化、世界其他文明，存在广泛而密切联系的共变区域，而不是一个巩固一隅的“文化孤岛”。那么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更没有理由刻意地将中国与世界、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为了某些想象的历史荣誉感，将自己和当代的潮流分隔开来。我们需要明白，古往今来，中国都是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也是许倬云先生在书中给我们的启示。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