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慈禧太后误国说流传更广，民间的接受程度更高。这显然与民国以来，慈禧太后受到的妖魔化评价有关，野史作者甚至正史的编修机构大量采信一些无稽说法，譬如慈禧与荣禄甚至恭亲王是情人关系，慈禧等到慈安焚毁了咸丰遗诏后将其毒杀，光绪亲政后慈禧一直阻挠他的正常治国理政，将辛酉政变事件中的一些偶然因素“阴谋论”化，以及“叶赫那拉的诅咒”等等。套用网络热语，很多史书文本以及民间流传对慈禧太后的描绘是，“长期专业坑国家，一坑就坑半世纪”，不管做了什么，都得叫做包藏祸心。

　　日本汉学家、明治大学法学部教授加藤徹所著的《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一书，试图还原慈禧太后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书作者援引已获确证的历史记载，澄清了有关慈禧太后的诸多无稽说法。比如，流传甚广的“叶赫那拉的诅咒”，其实并不存在，努尔哈赤并未将叶赫部族灭族，这一部族的后代也多次出任清廷高管，而皇太极、乾隆帝的嫔妃中也有叶赫部族的人。

　　全书开篇后，首先解释慈禧太后讳莫如深的身世背景，指出这与她的曾祖父吉郎阿卷入官银被盗案有关（慈禧入宫后，父亲惠征因任职地安庆府被太平军攻克，而遭咸丰帝撤职）。但书作者也指出，笔帖式家庭的出身背景，对于慈禧太后成为秀女后，能够快速的脱颖而出，成为咸丰帝末年的助手具有重要意义。书作者还评价了清朝的密建皇储制度，指出这一制度尽管有利于避免太子过早营建较强的个人班底、威胁皇帝，但前提在于必须同时存在多位有卓越才能的皇子，如果皇子们本身都非常平庸，竞争就将转为恶性，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将迟迟难以从中走出。咸丰帝本人得益于秘密建储，却与本应成为自己最大臂助的六弟隔阂过重，这样的离心导向是日后辛酉政变的重要诱因。

　　本书通过细致考证，也指出清代留下的许多史书、个人日记记载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兰贵人（慈禧太后当时的封号，后升为懿贵妃）的强硬主战主张、反对撤离北京的言论，真实性大为可疑，理由在于这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规则，并且也将使之失去已对履行君主责任感到厌烦的咸丰皇帝的宠爱。

　　咸丰皇帝临终前选择了摄政、辅政、垂帘听政三相结合的混合权力分配模型。这看似是一个高明的选择，但事实上却很快暴露出更大的弊端。辛酉政变是以摄政+垂帘听政的力量组合，完胜辅政政治势力告终，并很快形成了听政者一方独大的格局；然而，反过来，如果是辅政八大臣获胜，也不会选择与摄政王和听政太后共享权力。

　　《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一书最大的看点在于，书作者努力证明慈禧太后的权欲，以及种种歇斯底里，都只是在于效仿乾隆帝的生母崇庆太后，希望获得一个富足奢华享受的中晚年生活。书作者认为，慈禧太后两次结束听政，包括第一次转移权力给成年的同治帝，第二次转移权力给亲政的光绪帝；在同治帝死后选择低龄的同辈接任者，目的都在于确保自己能够像历史上的崇庆太后那样，获得儿子举国家之力的孝敬。

　　书作者将慈禧太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的洋务运动，评价为接近于二战后“东亚四小龙”的国家资本主义行动，指出这种行动方式容易导致经济建设受到政局影响，经济发展放缓也会危机掌权者的正统性。明显证据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尽管慈禧太后、李鸿章甚至日本当局都在竭力避免战争，但光绪皇帝受到清流派的误导，坚持要全面开战，以此葬送了洋务运动的成果，清流派还将误国的罪名转嫁给了洋务派。

　　慈禧太后在1900年前后一边倒的支持极端排外，终究酿成大祸。但诡异的是，八国联军侵华之祸，最大祸首之一的慈禧太后却因此奠定了其权威型领导人的形象，而后还摇身一变为改革维新的支持者。书作者对这一转变也作了合理性解读。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