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来到新落成的区档案馆，寻找20年前“走进档案馆”的那段记忆。宽敞的大厅整洁安静，墙上镶嵌着“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服务宗旨，彰显了档案馆面向社会、日益开放的崭新气象，工作人员为我找出《1996年贯彻落实上海市城区工作会议》等档案。透过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20年前我从市属企业调任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前沿，从事“外延拓展、内涵深化”的民政工作情景，又神游物外地浮现在眼前。

　　“档案升级”结友情

　　区民政局作为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作用并不明显。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城区工作会议以后，民政成为政府承接社会事务的兜底部门，工作呈现出由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大民政”格局。

　　1996年6月，市民政局率先在政府部门中开展“政务公开、规范服务、争当‘孺子牛’”活动。我在梳理政务公开内容、确定规范服务事项时发现，由于办公用房紧张等客观原因，民政档案工作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各科室把重要的文件材料存放在工作人员的抽屉里，而档案资料则一捆捆堆放在办公室的角落，信息资源分散，档案无法利用。这种档案工作落后局面，迫使我走进了区的档案馆，寻求解决的途径。记得时任分管局长既高兴又严肃地对我说：档案是有“法”的，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应该包括档案工作……一语让我茅塞顿开。

　　1999年4月，市民政局首次召开“上海市民政系统档案工作会议”，在民政系统中全面开展档案升级工作，将档案升级列为年度重点工作之一。档案升级要有库房，在当时是一件难办的事。经过争取，合理利用阳台、壁橱等闲置部位，终于腾出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库房，投资7万余元购置了档案密集架、防磁柜、空调机、温度仪去湿气等设备，使档案上等级有了较好的硬件基础。

　　当年要完成升级任务，作为一名民政新人，又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我感到压力山大。于是，区档案馆成为我寻求帮助、寻找资料经常去的地方，通过大范围的阅读学习，从中了解民政的历史沿革、部门职能、业务分类。随后，聘请具有档案工作经验的退休干部，在区档案局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将分散的档案资料集中起来，对近10年的各类档案进行了整理、编目，按档案归档标准将档案装订入库。年末，经市档案局考评，我局机关档案获得市二级先进。

　　2000年4月，市民政局发文对市民政系统1999年档案先进单位通报表彰，并拨出12万元专款进行重奖，对档案达到市一级标准的各奖励8000元，对档案达到市二级标准的各奖励5000元，在系统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年，我局趁市民政局重奖档案先进单位之东风，也一鼓作气向市一级目标努力，并要求局属事业单位争创区级档案先进。为了提高全系统的档案工作水平，我又走进区档案馆，请档案专业人员来局进行档案法规知识培训，手把手地示范材料整理、纸张折叠、残纸裱糊、目录打印、案卷装订。还带领档案工作人员参观区档案馆，感悟档案文化的魅力。

　　按照市一级档案标准，档案管理要采用现代化手段，实行电脑辅助档案管理。这又是一道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现档案管理、利用和文档资料一体化，在局领导的重视下，抓住“上海社会保障卡民政信息系统”列为市府实事工程的契机，主动将档案管理对接民政信息化建设，率先利用电脑辅助档案管理，形成电子档案，为日后的档案利用奠定了基础。年末局机关档案通过市一级先进验收，局属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也通过了区级先进评审。当年，我局2000余卷档案顺利移交区档案馆，其中婚姻档案成为市民到档案馆查阅的热门档案。

　　民政机关档案工作成为市一级先进单位，推动了政府各部门的档案工作，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通过他们惊讶的眼神和赞叹的语气，让我感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不是喊的，而是争分夺秒地干的。

　　通过档案升级，增强了档案意识，在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生活习惯。工作时我喜欢收集各类资料，一项工作结束将其整理成册，留下工作痕迹以备查考；生活中也热衷于收藏，对于那些放错地方的物件，热心寻求它的最佳归宿。

　　“特约征集”叙文缘

　　有一次，我在家门口的地摊上，购得民国十四年宝山县殷行厂《执业方单》和民国二十三年上海市殷行区《田赋执照》，引发了我对殷行地名由来的兴趣。便运用档案编研技巧，写出《殷行地名的由来》在《杨浦时报》发表，引起区档案局的重视，专门聘请我为区档案馆的特约征集员，并将这两张民国时期的杨浦地契纳入区档案馆收藏。此后，我每年向区档案馆捐赠相关物件，参加档案馆组织的特约征集员活动，热心征集工作，再次成为区档案馆的常客。

　　2010年国庆长假，我在古玩市场发现一枚有一元硬币大小的圆形徽章，仔细观赏这枚徽章：红底白边，白色宋体“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文字分三行排列，背面挂针上端刻有1949.6（年月），为铜质掐丝珐琅工艺，制作精细、风格庄重、保存完好，是一件非常稀罕的藏品。既然有缘相见，那就不能错过。以此撰写了《建国之年的“民政”徽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引起正在筹建“上海民政博物馆”的领导重视，赞扬这枚小徽章的发现对上海民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将它纳入上海民政博物馆的展品。

　　担任特约征集员后，我的收藏爱好也上了一个层次，相通的文缘，让收藏变得有专业、有目的、有意义，不再忌讳“玩物丧志”的非议，积极运用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我区和民政工作，保留征集更多的实物资料。用实物资料来说明，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向何而去”，如何“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道理。这些年来，我向区档案馆捐赠乾隆三十二年《办粮执业田单》、嘉庆十一年《版串执照》、道光二十五年《漕糧执照》，宣统二年《执业方单》、民国三年《江苏省新契纸》民国八年、十年、十四年、十六年、二十年《上忙版串》、《漕米版串》，清朝至民国的本市地契和上海冶炼厂银质纪念章等文物66件。其中清朝至民国的本市56件地契被评为“上海市文化遗产”。同时，向上海民政博物馆捐赠民国元年江苏省宝山县民政长签署的《执业方单》、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海军占领上海市时印制的《保甲住民须知》、民国三十七年和1951年浙江绍兴旅沪同乡会出具的《会员收据》，以及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徽章等7件文物，成为重要馆藏。

　　从踏进民政大门，我与档案馆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回眸这段经历自有诸多的感慨，而更多的是收获喜悦。在享受档案“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同时，也为档案馆“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做了点事，感到无比的欣慰。但愿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走进档案馆，触摸历史，感受档案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