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民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二十余年来，他一直在文学生产现场，重要的文学会议或重要的文学评奖，都有他的身影出现，他有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发表于专业媒体上。因此，他对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整体状况的了解，几乎了然于心。

　　说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有自我要求，首先与他的见识有关。他在“自序”中说：文学批评“是一个现场行为，具有即时性与随意性，往往不是完全可靠的。这种考量在判断力与审美感受等方面提出了知识的优先性原则问题。譬如我们可以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感或历史深度，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学史研究批评化’的倾向。这个意思是说，文学批评的现场感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间距，由于其具体的经验描述与感知通常会转瞬即逝，难以在知识构成上取得有效性的成绩。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文学批评比较不利的认知，以为文学批评就是某部文学作品阅读之后简单的读后感。更由于随着社会转型、文学商业活动的广泛压力，文学批评经常会在正当的批评活动与商业宣传之间游弋迷走，并因此损失部分荣誉。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在文学史所赖以成立的各种要素中，文学批评繁巨的工作与发现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与材料来源。”这种对当代文学批评性质和现状的理性认知，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能做到的。对许多文学批评家来说这种认知并不是自明的，随波逐流的所谓批评家随处可见。因此，陈福民对当代文学批评的自觉，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陈福民不是那种“鲁迅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文学史研究”等有“术业专攻”的专家型批评家。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文学”。在这个无比宽泛的领域里，如何选择言说对象，关注怎样的话题就尤为重要。陈福民一直关注当下最前沿的话题，从最新发表的作品到新媒体文化，从旧影新知到新文明的兴起。但是，陈福民绝不是那种追新逐潮的批评家，他的批评与时尚没有关系。这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整体修养有关。在文学学科对当代文学还怀有偏见甚至歧视的今天，他并非意气用事地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是最难的，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对它的上游知识有所了解，对西方相关的学科有所了解。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代文学批评是难以进行的。因此，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他对本土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一点，在他的“当代小说史识”专辑、“批评品格与致知”专辑中一览无余。在其他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中，古今中外与论题有关的材料，他几乎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这使他的批评文章视野宽阔言之有物而不流于空疏或空转。这就是批评的有效性或历史感。

　　这是一个学术上不讲节制的时代。学术除了权力关系之外，人文学科学术成果的量化标准，使大多数学者对数量的崇拜趋之若鹜。学术成果像卖白菜土豆一样，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越有分量。这个可笑的标准在学科评估中大行其道畅行无阻。虽有学者著文抵制但如死水微澜，体制力量之强大是难以想象的。

　　陈福民工作在社科院，在当下的体制中，社科院几乎是一块所剩无几的学术飞地。它可以容忍学者短期内不写或者少写文章，而更看重一个学者的综合影响，文章发表在哪里并不那么重要。“英雄不问出处”只有在这个单位可以实现。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的自我要求，使陈福民的文学批评显得不那么急切，不那么功力。他对批评的从容显得非常曼妙，这种曼妙可能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因此，陈福民的文章大多以短制为主，类似《理想小说、理想作者与文学史》、《长篇小说：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等下笔万言的文章并不多见。事实上，陈福民不是没有写过大部头的作品，他论述张承志的博士论文煌煌几十万言，只因他觉得还未达到自己的期许而放弃了出版。文章是否有价值，它的长度并不是唯一的尺度，见识才是文章的命脉。陈福民那些短制一经发表，总会有人公开或私下议论，或者说，陈福民节制的言论在文坛总是有反响，在这个时代有这一点已经实属不易。

　　从事文学批评，也是人生的一种方式，批评文字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陈福民一边可以积极有效地介入文学现场，紧拉慢唱地表达他对当下文学的看法；一方面，他也可以下围棋、聊大天、围观喝酒、开车走遍中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儒生，他也是一个侠客。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