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1日，我的习作《苏步青教授来访记》在杨浦时报文苑上刊出了。一周后收到编辑的邮件云，有读者来电，意欲收录我的这篇稿件。

　　是谁对我的习作感兴趣了呢？我按照所提供的手机号与之联系，原来来电的竟是当年陪同苏教授来访的“青年教师”。当年的有缘一见，没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竟能在电话里再次相聚。

　　说是“青年教师”，今年也已八十了，我当年也是个青年, 只大了他几岁，两个耄耋之年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他叫华宣积，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正在汇编有关苏教授生平的书刊，住在复旦教工园区，离我家不算太远，他决定来我家看我。

　　终究是四十五年前的匆匆一见，今日真已无法想象他的面貌了。当打开门，见到他痩小的身形，竟还有些印象。见了面，首先要说的当然还是“话当年”。 他的记性很好，还记得我们的厂名，还问起陪同他们参观的那位师傅。

　　当年他陪同苏老来厂时，我向他们讲述了科技大学的老师们在我们厂与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合力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深受基层喜欢的事例。这次却是由他向我介绍了苏老在文革期间的遭遇。

　　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包括苏老在内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受到迫害。后来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8位专家，苏老就是其中的一位。至此，苏老从被关押的学生楼里出来，结束了挨斗挨批的日子，回到了家。1972年9月苏步青教授结束所谓的下放“劳动改造”，由华宣积老师陪同当时已七十有一高龄的苏教授，去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工作。

　　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与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协作搞数学放样己有好几年了，取得了不少成绩，也碰到了更大的困难。

　　当时，苏老由华老师陪同，在船厂的放样楼看到几位放样工正蹲在地板上用木样条画曲线，不时地跑来跑去，用眼睛观察这些曲线好不好。在放样楼里，要把初步设计好的船体表面展开后画在地板上，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放样楼，要几个月才能把船体的剖线光顺好。这种人工的放样不仅少慢差费，而且工人耗费体力很大，苏老看后感叹地说：“应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那时苏老虽然被“解放”了，但生活仍处在逆境中。教授工资被扣掉2/3，上世纪50年代专为他建造的小楼，底楼全分给了他人，他的日本友人要来拜访被他婉言谢绝。

　　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苏老感受到科技对生产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从当年10月份起，他便和工人一样上班了。江南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1岁高龄的苏教授，用6元钱一张的公交月票，换两辆电车才到。苏老也习惯了挤车上班的生活。华老师介绍，有一个雨天，苏老在5点15分起床出门，苏师母帮他找到高统套鞋和长柄黑布伞，送他从二楼下来，到门口时，还弯腰鞠躬，行起大礼，苏老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这样！你自己身体又不好，快上去吧！” 他们相敬相爱的动人情景，使人羨慕。

　　1978年，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船体数学放样”等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苏老在其中作出了主要贡献。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科学和技术，都不能离开学者和专家。我感谢华老师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给我所作的当年情景的介绍，使我对苏步青教授在逆境中所作出的贡献更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