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的传奇，也曾经是千万座工厂的传奇。

　　我曾经带领阜新路小学的六七个同学，放学后，一起去父亲的钢厂门口“捡”废钢铁，却被厂门卫领到了保卫科，在保卫科对我们进行“安全教育”的正是邻居107 室的蒋爷，听说我们“任务没有完成”，他“分发”了些废钢铁给我们每人，还独给我一个冒热气的肉包子，刚刚还捏在手里，刚刚从食堂出来，今天他可能还要加班……

　　出大门时，正撞见工人白班与中班上下班的“壮景”，自行车响彻天地的铃声，也许并不像舒婷的诗里描写的那么“悬浮”，却是狠狠往下砸的，砸得似有坑。

　　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我不能精确化为数字，因为我还没学到那么大的数字，也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个人，那么多人就是人群；当然我也看不到我父亲，看不到小娅爸妈，也看不到同班同学小上的爸，那个黑黝黝的山东大汉，据说是个“老干部”，即使是，那也应该是来自工农中的。我曾看见过他撕大葱的样子，饮食一般是用嘴的事儿，但他不光用了嘴，还用了手（抓）、鼻子（嗅）、热切的眼神（心）……他们一家六口，住在我们楼的 308 室，我们家头顶上再头顶上的一间，12 个多平方米的房间，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男孩与我的二妹同班，大姐与二姐比其母山东大娘还高，似乎其中的一个之前插队去了；另一个可能也在出厂的队伍里，她的两根大辫子可以甩半米多远，但在滚滚人流里，又怎能寻得见呢……

　　也许当时我们就开始了回味……我们只看见了无数脚步，裹挟在人流车流里，也就裹挟在速度里，小小的鼻尖上，居然有一股钢铁的味道，有点甜，有点热，又有点寒气里的汗味，有点腥气；有点浓，有点淡；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有点机器发动后遇到障碍的不爽感，又有点遇到障碍后仍被发动起来的突然而然的豪爽感，一切都是矛盾的，但我就是喜欢这种矛盾的感觉。在我看来，矛盾也就是感触，矛盾也就是传奇。

　　对大工业的壮丽景象，我们也并非隔岸观景，在回收废钢铁的一路上，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划破了口子，回校回家的路上，互相展示伤口的那个场景也许很矫饰，但也很自然，我们都带着笑，表明自己不娇气，更想表明我们——都是工厂的好孩子！ 

　　蒋爷是个瘦子，夏天居家一套黑色纺绸衣裤，怎么穿都有些飘飘荡荡，手臂嫌细，腿就嫌长，脚骨节上一点肉也没有，脸上也是。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高高突出的眼眶里，细长如一丝光，那样悄无声息。

　　冬天戴个栽绒黑帽，样子有些说不上来，但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那就更看不出来了——而且他真的站着闭眼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提醒，更不敢笑，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舒展一下腰杆，或者轻轻说一句：太阳真好！因为怕吵了他老人家，那时，他应该五十多岁，当时就算一个很老的人了。

　　而且大家都觉得他的身体欠佳，但他却在大厂里担任保卫科的工作，他每天要到车间巡逻。他布下天罗地网，那自投罗网的鼠害，还是误入歧途的蜂蝶，都绝不放过。他打着手电，喊话的时候很威严，手电光束下，是最不招人待见的“异类”。这种种只是想象，应该说他每次半夜回来，或者是半夜被叫出门，都是神色匆匆，要是我半夜还没睡（对我而言，这个“半夜”，也就是那时的晚上八九点钟），他会拉我一下辫子，然后抬头和我爸妈招呼，总是那句话：出事了！这时候他的进出，总是因为出事，应该也没大事。但没“出事”的话，他这会儿正喝着小酒，或者拉琴唱曲……

　　其实他应该是个文艺工作者。周日，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鼓点，拉二胡、走身段，带拉，带做，还唱。他是安徽人，唱的却是京剧。他在单位曾表演过，也在向阳院里表演，因为演出成功，记得他还被邀请到我们小学的操场上演过，记得他在大灯的照耀下，那嶙峋的身影，像纸一样薄，却如醉如痴、如痴如醉。

　　可我敢保证，大部分小孩并不喜欢那调调，或者说无感更准确。蒋爷爷的儿子，我们大家却唤作大阿哥（新村里不论谁都这么称呼，外人觉得乱，熟人却以为明白）。

　　大阿哥是个病退知青，曾经在附近的宏伟中学代课数学。有一次下班后，他却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因为他家门口抬进来了一架座式风琴，其庞大，其气势，都让我把它和钢琴混淆了。我后来怀疑过，大阿哥是想凭借这个大家伙，来抵抗二胡的每周“广播”。

　　大家不喜欢二胡的理由，可能很简单，蒋爷不准任何人动它一指头；还有就是他太“投入”了，一旦二胡在怀，摇头晃脑，啥急啥呀，杀鸡杀鸭，那都无比陶醉。

　　他的字写得很好，不知道是不是新村最好的，但肯定是我们楼里字写得最好的，证明就是办向阳院那阵子，大家都推举他在楼门口刷标语，五个字：毛主席万岁！他的字是颜字底子，人与字恰成对比。

　　他写信，非常快速，几乎不涂改。放下笔，自己读着，就说好了，可以了，像是说给收信人听，他又说他的信不能读出声。我疑惑：莫不是文言文的？但在我三四年级学了写信之后，他就让我代书，一直到我们搬家，这个信，年年写，写了快十年。

　　这个重复写的信，很重要，内容由他抽着烟口授，因为抽烟而语音含糊，也因为我对文字的不熟悉，所以开始时常常要复述，后来我就自作主张，在不知道如何写的字上注音，等一下再问。以后我无需再问，熟了，不光是字，还有所写的意思。这个信，应该叫申诉，或者叫说明。蒋爷爷在向组织上要求核查他在解放前的地下党身份，谁是他的介绍人、曾经参与的革命活动等。

　　信是他自己去寄，或者自己去送。一般都在某个星期天，他的日常工作，似乎一点都没有被这件“大事”影响，该做啥事情就做啥事情。猪头肉每天一包，酒二两，不变。喝酒时，常常想到一点什么事，独自哑哑地说起来，人走近了，他则闭嘴，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这种自己说话的方法是“自我谈心”。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蒋爷爷家来了美国人，由干部陪同。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制造的美籍人士，因为打扮不同，气度不凡，又因为国门尚未大开，所以还是引起了轰动，不下上百人包围在房间外面，蒋爷爷正式介绍那两个“美国人”——那是蒋奶奶解放前做佣人的“主人家”的孩子。

　　蒋奶奶只是拭泪，一声不响。

　　那两个“美国人”亦拭泪，说着想念的话、多少年之类的话，之后慢慢介绍说，都在美国的大学里做教授了，两人都姓蒋，原乡都是安徽，却没有说其他。

　　我们都吃了一块团圆的鲜奶蛋糕，那是“美国人”用侨汇券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