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位于上海市的东部，上海的简称是“沪”，因而，上海人只要说起“沪东”这两个字，眼前必定马上会浮现出大杨浦的“波澜壮阔”。

　　作为从小就生活在沪东的杨浦人，我是一直想有机会来说说阿拉沪东那些事的。但是，我拿来说事的沪东，并非是纯粹地理意义上那“一望无垠”的沪东地区，而只是从我个人生活的视角去“瞭望”坐落在杨浦区的平凉路，并以“沪东”两字冠名的那三幢堪称该区上世纪地标性建筑——沪东工人文化宫、沪东状元楼、沪东电影院。

　　沪东工人文化宫位于平凉路的东面，它和周边的市百三店、杨浦区图书馆、杨浦电影院、杨浦酒家等组成了东部特色的文化、商业中心。“沪东状元楼、沪东电影院位于平凉路的西面的八埭头区域。它们则和周边的和丰泰百货店、协泰祥绸布店、宏大鞋帽店、同保康国药号、大同南货店等一大批老字号商店构成了西部特色的文化、商业中心。一东一西，各领风骚，形成了昔日沪东地域文化、商业中心的“一带一路”。把曾经有着“杨浦南京路”美誉的平凉路衬托得交相辉映，并且以其自身的辉煌和荣耀与平凉路这条大街一起见证了杨浦发展的兴衰。

　　沪东工人文化宫坐落在平凉路1500号，上海人通常都简称其东宫。说起这个东宫，它的知名度说不上在上海人中妇孺皆知吧，至少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凡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生活在杨浦、虹口一带沪东地区的市民，对东宫都有着浓重的情结，一句“走，到东宫白相去！”，是他们八小时之外的口头禅。那时的上海公共交通不发达，杨浦还属于上海的“远郊”，杨浦的老百姓把到南京路、淮海路等“上只角”繁华闹市中心去购物、逛街都称之为“到上海去”。

　　复旦大学大名鼎鼎的谭其骧、贾植芳两位教授也在自己的日记中，把从杨浦区到市区去写成“入市”和“进城”。

　　“去上海”，对我来说，除了逢年过节到南市区的外婆家外，其余的闲暇时间基本上是“去东宫”。因为如果到“大世界”、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等“上海”好白相的地方去白相，要换乘两三辆公交车，路上得折腾好几个小时，弄得人是吃力煞。于是，“家门口”几乎天天是锣鼓喧天、歌声嘹亮的东宫，也就成了杨浦市民最喜欢去白相、去轧闹猛的好地方。

　　工人文化宫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新生事物，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要将其办成“工人的学校与乐园”。沪东工人文化宫始建于1956年，1958年的10月1日正式落成对外开放。它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沪西工人文化宫一起，在上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工人阶级娱乐文化乐园。杨浦区是上海市最大的工业区，大量的产业工人集聚在该区。在广大工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单调的那个年代，东宫的存在，极大满足和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给他们辛勤劳作之后的枯燥日子，抹上了一层多姿的色彩。因而，东宫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杨浦的“大世界”。

　　东宫虽然是一座工人文化宫，但并非只有工人才可以进去游玩。这座面向所有老百姓开放的“杨浦大世界”，作为一名从小就生活在杨浦的小鬼头，东宫的每一寸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记得住在松花新村和长白新村时，我正在读小学与中学，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我独自一人或和同学一起结伴到东宫去游玩。由于东宫位于杨浦的上只角平凉路上，而我居住的新村地处杨浦的边缘地带松花江路、延吉路，两者相距大约五六公里左右。因此，总感觉有点距离“遥远”。其实，这点距离在今天看来，真的不算什么，开车的话，只要路上不堵，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乘坐公共汽车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可是，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长白、延吉、控江等新村均还是“都市里的村庄”，新村的周围都被大批的农田、菜地所包围，有的新村直接就和浣纱浜大队、长白大队、控江大队等农业生产队相邻，甚至还可以在路边看见养猪棚，绝对属于“乡下”。

　　为了能节省下来几分钱公共汽车铜钿，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我和小伙伴们结伴到东宫去白相，基本上都是徒步走着去的，然后再走回家。好在那时，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真不把甩开脚步走路当回事。而且，当时学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偶尔真的是走不动了，就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毛主席的那首七律《长征》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著名诗句来激励自己。很多时候，我在用伟大领袖的诗句鼓舞之余，还会常常不忘骂上自己一句“小鬼头，像侬连走路这种苦吃不起的人，长大以后怎么能当解放军”，而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是我儿时的梦想。

　　就这样，在连背带骂的状态下，我一边背诵，一边走，走啊走，很快就走到东宫的大门了。回家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背诵，也很快就走到家门口了。由此可见，精神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啊！由此练就的那副“铁脚板”，在接下来的全国大中小学生中大规模开展的野营拉练中，让我顿时有了走起路来疾步如飞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或许还有父母给我起的“刘翔”这个名字在暗助神力。因为，这个名字，后来居然与世界上跨得最快的飞人挂上了钩，呵呵！

　　那时的我，每个星期天或者寒暑假，基本上都会沿着延吉路，走到控江路，顺着隆昌路，穿过长阳路，然后直奔沪东工人文化宫所在地——平凉路。当年还很“农村”的杨浦，四处飘浮着近郊春野的乡土气息。为了节省时间，我经常会抄近路，直接穿插在一些田埂上往返于东宫。头顶碧蓝的天空，望着眼前一望无垠的田野，绿茵茵的青菜、黄橙橙的油菜花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着，仿佛陶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桃花源里。走着，走着，也会兴高采烈地吟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台湾校园歌曲《赤足走在田埂上》。唱着，唱着，也走到了东宫的大门口。唱着，唱着，也回到了家门口。

　　再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好转了，父母买了一辆自行车后，我便骑自行车去东宫了。蹬着那辆崭新的18型永久牌自行车，我得意洋洋按响着双铃，“的灵灵，的灵灵”地一路飞驰在大街小巷。当骑到隆昌路杨浦公园后门，遇到进出公园的人群时，我马上就“人来疯”起来，放慢车速，故意猛按车铃，引来无数路人的注目：“乖乖，迭个小鬼头踏的是18型啊！”众人流露出的羡慕、惊叹目光，大大地满足了一个少年的虚荣与轻狂。那个年代的一辆18型的永久牌自行车，相当于今天的一辆宝马或者奔驰车啊！

　　到了东宫，我小心翼翼地把心爱的自行车寄放在停车处，随后直奔两楼的图书报刊阅览室。那时东宫的阅览室真够大啊！几乎占据了两楼的大半个楼面，我在里面一坐就是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市掀起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热潮，《解放日报》《文汇报》均以大幅版面刊登有奖知识竞赛答题。为了从报刊图书中寻求答案，东宫的图书阅览室经常是人满为患。我亦夹杂在其中，不亦乐乎，废寝忘食。同时，东宫举办的文学、美术、摄影等讲座，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为何会对阅读如此迷恋，对知识如此“贪婪”，而东宫的阅览室恰恰又为我的这种“贪婪”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99年，东宫进行了全面改造。2001年7月，竣工开放后的新东宫成了沪东地区的一个新地标。随着东宫硬件设施的更新，其软件也同步开始提升。这座曾经“摇”出胡万春、毛炳甫、俞天白、程乃珊、毛时安、罗达成、忻才良、刘希涛、管新生等作家的“摇篮”，相继成立了新东宫文艺创作中心、杨浦区作家协会，依然孜孜不倦地为杨浦文学艺术的繁荣摇啊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东宫，永远是我和我的上一代人心中的文化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