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精辟之处，譬如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与“道德力”以及“天道”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成中英提出他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成中英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将永享太平。

　　对于中西文化之差异，作者作了两点非常深入亦极为中肯的分析。第一，中西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同。从《易经》来看，是先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就会有父子，有君臣，等等。所以，这是五伦道理之基础。由此，在中国社会就体现了道德伦理的发展。由于人与人横向关系需要“礼”与“义”来维系，所以，中国的“礼仪之邦”是靠“内在化”的规则来维持。相反地，作者认为，西方因为有“宗教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横向的感情精神沟通。而宗教法规，“很快就变成了法律”，所以，没有如中国五伦关系之类的充分发展。第二，西方启蒙运动自约翰·洛克以后，即有政府需要人民（即被统治者）同意的学说，故有“社会契约”的说法。当学生黄田园问及中西在此点上之异同，成中英道出了中西文化最基本之差异，曰：“契约”乃外在观点，而中国则强调内在的“德化”。其差别在于：“契约”是用来强制、约束别人，而“德化”则重在起潜移默化之效果。故孔子曰“居其位，而万物化焉”。

　　回到前面谈到的“软实力”，我想再加一脚注，即西方对“软实力”的认识是基于attraction（吸引别人的能力）。可是在中国，“软实力”依赖于“身教”或“宽厚”的道德力量（比如己欲达而达人）来使人“心悦诚服”。诸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将孟获逮住六次，却都释放了。到擒他第七次时，孟获甘愿投降，俯首称臣。试问，如此显示与运用“软实力”，在西方哪里去找？（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