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已筑造一个心灵的单间。”

　　书房不正是和这“心灵的单间”相呼应的空间吗？我亦记得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说过：“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然而，我有书，却没有房。自已那些“亲密伙伴”多少年来一直是“居无片瓦”，甚至还遭到积水的损毁，哪敢奢望什么“心灵的单间”。还没结婚成家时，我在杨浦区广远新村35号504室和父母、弟妹居住在一起时，曾经用照相机“定格”了一张站在简陋书架前的留影。那是我最原始的“书房梦”。

　　多少个夜晚，我手捧书籍，伴着青灯孤影读书、写作。我如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有朝一日能与自己的书籍一起堂堂正正地“住进”一间宽敞的书房，让它们早日结束“寄人篱下”的景况。从而对得起这些和我朝夕相伴，给我以心灵抚慰的精神食粮。结婚成家后，住进控江二村107弄6号103室后，勉强满足了居住空间。但是，书籍依然只能“蜗居”在床底下，最终没能逃脱一场水灾。

　　斗转星移，冬去春来。

　　1999年的岁末，我终于有了一间经过自已“改装”的书房。这一年，控江二村107弄开始进行煤卫独用和加层改建。饱受底楼困扰的我，获得了搬迁到20号5楼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还用积蓄和房贴购买下邻近的一间房子。

　　在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时，我立刻想到收藏的书籍，也该与我“有福同享”。于是，在装潢房屋时，我力排众议，毅然决定不赶所谓“双卫生间”的时髦，果断将另一间房屋的厨房与卫生间改建成一间书房，并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倾“巨资”予以精心装潢。

　　梦想成真。一间由我亲手设计的书房终于落成，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家的一个重点景观。它的面积约七八个平方米，室内电脑桌、写字台有机地连成一体，两面墙上高耸着顶天立地的大书橱，在东面的一大排开放式书橱中，为避免单一、呆板，追求节奏的变化，特意在中部设计了一排博古架和一扇车边玻璃书橱门，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韵律感，当一本本原先散落在各处的书籍被我小心翼翼、分门别类地一一上架时，我真是百感交集：为它们高兴，更为自已高兴——世纪之末，我们共同有了彼此的家园。

　　有了这间不太正规的书房，内心深处还很“贪婪”，总盼望着能有一间像模像样的正规书房。2004年，我毅然决定把控江二村107弄的住房卖掉再加上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套面积为145平方米的三房二厅二卫的商品房后，终于有了一间12平方米的“升级版”书房。

　　环顾一排排书橱，突然感到，如此洋溢着文化气息的书房，如果再没有一个斋名，似乎就委屈这间书房了。于是，将外婆家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块“退一居”匾额翻找出来，擦洗干净后，悬挂在书房的正中，并将“退一居”作为自己书房的斋名。寓意与世无争，退一步，海阔天空，淡泊名利。

　　说乡愁，道乡愁，留住乡愁显然是离不开一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回望那些年，我住过的松花新村、长白新村、广远新村、控江新村这四个“村”，如果说，石库门是上海老城厢的一种城市记忆，那么，工人新村则显然是杨浦区，这座昔日上海最大工业区的记忆“场所”。工人新村作为一种大规模的集居形式，一直被认为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空间“平等、公正、清洁、卫生”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岁月的流逝，如今的新村“老”了。“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管新村再怎么“老”，都载着永远的乡愁、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