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幼教工作者，也没到含饴弄孙，桑榆晚景的年龄。但不知为何，每次逛书店，都不由得在少儿读物区域驻足停留，观赏和羡慕着那些天真浪漫的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或蹲或靠在书架旁，或干脆席地而坐，专心致志地捧着精美的书籍阅读着。那神态，那场景让我触景生情，想起了半个世纪之前，让我牵肠挂肚流连往返的小书摊来。

　　在我们长身体和读书的年代，正是国家刚刚度过困难期，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匮乏时，没有电视，听广播也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那时的青少年和幼儿读物主要是小人书。也或许因为家家经济都不宽裕，甚至拮据，小孩们通常没钱买小人书，要想看小人书，只有去小书摊。记得在我们的小学门口，有许多小人书摊。小人书，也叫小画书，书的大小还不到现在标准书的一半，上面以绘画为主，画的下方通常有三四行文字作为画的说明，一律是黑白的没有彩图。那是我们最好的课外读物，精神食粮，也是我们初知文字魅力的桥梁。

　　小人书摊，通常有几个一人多高的书架，其表面呈微斜型，上面并排放着小人书，为防止滑落，每层还用松紧带拉紧。书架下是一圈离地约20公分的用砖块架空的长条木板，供我们阅读时坐。那时摆小书摊的人，大都是些老人，腰有些佝偻，胸前挂着一副有厚厚镜片的眼镜，一看貌似私塾先生，老人动作大多还有些缓慢，但态度总是和蔼可亲的。回想起来，他们经营小书摊的姿态很是斯文，一副读书人虽潦倒而神态自若的样子。书架旁有个简陋的桌椅，桌上有笔墨，有些自制浆糊、剪刀之类，小人书不论新旧，老人一律都用黄色牛皮纸包好，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上书名和册数，因为小人书大都不止一册，所以也叫连环画。

　　小朋友看书，尽管很小心，很爱惜，可也有不慎把书撕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胆小，每当此事发生，犯错的小朋友满脸涨得通红，怯生生来找老人承认错误，老人总是宽厚笑笑，说声没事，以后当心就是。然后老人戴上眼镜，对撕破的书进行修补。在我的印象中，小人书摊的书大都有些旧但并不破损，每当我们翻到修补处时，便格外小心。

　　我们同龄孩子在其它地方总是喧嚣顽皮，拳打脚踢的，唯有在这里，小伙伴们都很安静，因为心都被小人书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

　　“文革”前，我刚读小学不久，识字不多，起初是随大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去小书摊，基本以看画为主，读文靠东拼西凑，问东问西，能识多少算多少。“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看小人书的时候，方知认字少的憋屈。刚上学读书时的动力和目的很是纯粹，就是为了多识字，能看懂小人书。

　　那时小人书《武松打虎》武二郎骑在虎背上，拳落如雨注，老虎前爪抓掀阵阵尘土；《岳飞传》岳母刺背“精忠报国”，岳家蒙冤；《杨家将》里杨家儿郎身穿铠甲，女将豪情勇敢等都是一看再看，不肯放手。回味无穷的连环画，至今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也有些内容是属于封建的神话之类，后“扫四旧”，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为毒草铲除了，当然也有有心人悄悄藏了起来。反正小书摊上，小人书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讲述英雄人物事迹的小人书，说心里话，英雄人物的小人书也很感染我们，只是故事情节简单，我们看一遍也就过了，如果有其它更好看的，我们便不再看它。记得当时《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那是我们百看不厌的。再后来有电影版的小人书《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我们也爱看。通过小人书我们记住了电影中的台词，平时课余饭后，大家嘻闹时总不忘来几句经典台词逗乐。

　　在我印象中，小书摊上的开禁，比电影开禁要早几年，在许多老片子还没有被“解放”时，小书摊上已领先一步，“百花齐放”了。

　　不论在哪个小书摊，看书的价格好像是统一的，读一本小人书需付壹分钱，这个价格直到我长大，离开小书摊，不再去那里读小人书时也没变过。计划经济时代，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差异不大，孩子身上通常啥也不缺，不缺活力，不缺时间，不缺机灵，就缺钱，偶尔有几个零格子，也是父母给的买早点钱，不吃或少吃省下的。口袋里有几分钱，是去看小人书，还是买糖果吃，很是纠结，常在选择中徘徊。当然，也有灵活运用的，少买几颗糖果，多看几本小人书。对我们来说常常的奢望就是嘴里吃着糖果，手里捧着小人书，那是最美不过的事了。

　　到了夏天放暑假，树上蝉鸣时是最难熬的，因为小书摊边上，都有卖冰棒的。那时奶油冰棒五分钱一支，豆沙冰棒四分钱一支，香蕉冰棒三分钱一支。这边坐定看书，孔明要斩马谡，生死关头正引人入胜，那边便吆喝着卖冰棒，敲打着冰棒箱；这边岳飞要回京，故事进展，正像勾魂似的吸人眼球，那边树下有人美滋滋吃着冰棒，小嘴巴还吧嗒吧嗒的，让我的小手情不自禁把口袋里还剩的几分钱拨来拨去……

　　孩时的情结往往会影响人一辈子。现在我的书柜里有了许多名著连环画，那是我儿时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