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俗语，已不太适应今天的穿衣潮流，但它在那个倡导俭朴的年代，却是深入人心，家家践行。

　　父亲是缝纫生产合作社的老师傅，专门干衣服的修修补补，如大改小、旧翻新、裤管加长以及袖管肘部、膝盖、臀部处加厚等杂七杂八的活儿。

　　当时的穿衣观念是整洁大方，强调“鞋不露趾，衣不露体”，衣服旧些没人耻笑，破破拉拉就会被人看不上眼。但在缝纫业流行这么一句话：宁做新的，不改旧的。一是修修改改，做不了成衣，显不出本事；二是修补改旧，细碎、繁琐，远没有做新的干脆爽手。父亲却安心“缝缝补补”的活儿，一直干到退休，而且做出了小名气，退休时还有人联名挽留他呢。

　　父亲是用“心”缝补衣服的。那时候，小孩都是散养的，衣服裤子剐破是常有的事。父亲接到这样的活儿，不是一补了之，而是在缝实之后，再用准备好的“彩花贴”缝贴上去。不仅看不出破损，“蝴蝶”“蜗牛”“花朵”等图案还增添了乐趣。孩子们自然更喜欢穿了。十几岁的男孩，腿长得特别快，刚穿没多久的裤子，就成了“吊脚裤”。家长送来这样的裤子，父亲总要问问孩子的性格——爱说爱动的，就用色差大的布拼接一段，更显活泼；文静内向的，就用色彩相近的，不显张扬。对成年人呢，则尽可能地选用色差最接近的布，用最细密的针脚缝缀，把补的“疤痕”压缩得最小，不至于太过引人注意。虽然在那个时代，穿补丁衣服，不会有人大惊小怪，更不会指指点点，但也无须特别引人注意。

　　父亲高超的缝补手艺，吸引了很多顾客。他的案板上，常年堆积着待缝补的衣服。春末夏初，是一个小忙季。夏天人们常穿的薄汗衫，后背和前胸部分极易破损，而两只短短的袖管和下半截常是完好的，让人实在是“弃之不忍，穿之不雅”。父亲能让它们重新“焕发青春”——换上新的后背和前胸，就能照穿不误。买一件新汗衫，要一元五角左右，还要布票，而如此修补一下，只需要五六毛钱。故而，父亲总是应接不暇。

　　秋末冬初，又是一个大忙季。棉毛衫只是领口、袖口和后背等部分易坏，剪掉破的，换上新的，花费不多，照样能穿得舒舒服服。此时的忙，还多了一个“帽子翻新”。中山装加呢帽，是那时上自头面人物，下至平民百姓，在比较庄重的场合，如开会、婚庆等的标配穿着。只是呢帽有个缺点，极易褪色变旧，父亲跟妙手回春的医生一样，给旧帽动动“手术”，就能使其焕然一新。不过，这是个极费工夫的细致活儿。首先，要把帽子拆开，把残留的线头拈干净，反过来烫平，最难拆的是帽子圆顶沿边压实的一圈线，既要一针不留把线拆光，又不能把与线缝仅一二毫米的布料拆坏。一旦拆坏，就要做“赔匠”了。“拆帽”活儿通常是我们姐弟几个来做。我们总是全神贯注，瞪大眼睛，手握锋利的小刀，极小心地慢慢移动，划断缝线，但不碰到布料。

　　我后来常想，我在学习、工作中的精心、细心、耐心，大约就是在拆帽子中养成的吧。拆好后，父亲按原样缝制，很快，一只帽顶平整、帽壁平滑、帽箍圆正、帽檐挺括、色泽鲜亮的新帽子就完工了。已完全看不出，这是焕发第二春的“翻新”帽。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多年，他干的工作——缝缝补补，早已“关门歇业”，无人问津。但在我心里，对“缝缝补补”却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我想，我们虽然不必模仿“补衣”的行动，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的精神，还是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