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我作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插队。每年生产队有大量知青劳务输出，那时我就成了农民工，夏季安排在大兴安岭筑路，深山老林中搭一简屋，半年时间吃住劳动均在山里。

　　我和知青小赵承担了极具挑战且非常危险的爆破任务，听说爆破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刚接任务时，我俩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跃跃欲试，没有一丁点害怕的感觉，反倒觉得挺新鲜，特刺激。

　　爆破用的雷管与导火索由筑路指挥部统一发放，炸药需生产队自行解决。听说要自制炸药，我们感到非常好奇。在老乡的指点下，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配制出了威力无比的炸药。

　　每天我俩手持钢钎，扛着大锤，穿梭在茫茫林海中，采用爆破的方式除去树木砍伐后留下的树墩，为后续的筑路工程大会战扫清障碍。先在每个树墩根处打炮眼，按树墩粗细大小打2到5个炮眼，深约30－40公分。4月初的大兴安岭，泥土尚未解冻，硬邦邦的冻土坚如磐石。一锤砸下去只是一个小白点，需在同一点连续击锤，方可震裂冻土，最终将其击碎。而扶钢钎的人虎口被震得发麻，一不留神铁锤砸在手上，即使带着手套，也被砸得生疼，手肿流血。两人不时交换着扶钎和抡锤，10来磅重的铁锤一天挥舞数百上千次，膀酸背疼，手臂上举困难，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腿如灌铅般回到工棚。

　　打完炮眼，在工棚支上一口直径六七十公分的大铁锅点火，放入自行配方原料开始炒炸药，炒好的炸药冷却后装入空酒瓶，趁中午大伙回工棚吃饭，工地无人，我俩带上装满炸药的酒瓶、雷管、导火索直奔爆破现场。

　　此时炮眼已渗出不少积水，我俩将装满炸药的酒瓶放入，剪成长短不一的导火索，安上雷管插入瓶中。各自寻找离爆破点数十米开外的一棵大树作为避身之处。点燃香烟，从最长的导火索开始点起，两人同步进行，每人连续点燃5、6根导火索，立即飞速奔向选定大树。整个身体隐藏在树后，紧紧地贴着粗大的树干，连大气也不敢喘。

　　不一会儿，一声声“轰隆、轰隆”震耳欲聋的爆破声便不绝于耳，周围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四分五裂的树根夹杂大小不一的石头与冻土块，飞沙走石向四处迸发，黑压压一片铺天盖地呼啸而来接踵而至，有的越过高高的树梢落在我们身后不远处砸了个坑，有的迎面撞击在树干及枝丫上噼里啪啦砸落地，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声响，此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爆破声停，连安全帽也没有的我俩，灰头土脸，顾不上掸去泥土，急忙核对响声次数，因为偶尔事与愿违会出现哑炮。

　　排除哑炮是最危险的工作，对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俩更是生死攸关、命悬一线。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当我俩小心翼翼俯身慢慢接近哑炮时，忽见一根导火索正冒着缕缕青烟，吓得我俩二话不说，扭头拼命往回狂奔，飞速躲到了大树后面，心怦怦跳个不停。许久毫无动静，惊吓与恐惧笼罩中，只得相互壮胆，硬着头皮铤而走险，向爆破点慢如蜗牛般地匍匐前行，挪一步离危险更进一步，脑海中不时闪现出那个不祥的“万一”，令人头皮发麻。到达爆破点未见情况异常，窃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排除了哑炮，此时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两人不约而同地瘫坐在地上，久久不愿动惮，缓缓平复着急张拘诸，庆幸着只是虚惊一场，毫发无损地又躲过一劫。

　　人心的确古怪，起初的这种出生入死之感，后来也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