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文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岁岁拜年，年年不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家道中落，举家从兆丰新邨迁居浦东塘桥。小小年纪，穿戴整齐，每年大年初二，父亲便带我去蓬莱路姨夫家拜年。公私合营后，姨父家家境仍殷实。我看着长辈们打躬作揖、恭贺新禧，和表哥下象棋，捉迷藏——小时候过年最开心。

　　文革期间，风波不断，大人们走动不便，我便代父亲去天潼路大娘娘家拜年。进门道一声：“娘娘，新年好。”吃完大娘娘煮的酒酿圆子水潽蛋，便相约表哥去兆丰新邨给大伯母拜年，再到曹杨新村小娘娘家拜年。年年如此，直到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游子在外，归心似箭。人在远方，心系故乡，拎回东北土特产黑木耳、葵花子。回沪探亲，倘若遇上黑兄黑妹同行回沪，则轮流请客，相互拜年，觥筹交错，彼此传递一份难以割舍的“荒友情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笔者返城回沪。父母健在时，我们兄妹每逢正月初一都会相约去父母家拜年。摆上圆台，兄妹七人，三口之家，三七二十一，陪伴父母，团团圆圆，热热闹闹，品尝满桌佳肴，享受天伦之乐。

　　下午点心，则是母亲亲手包的宁波汤团。吃完晚饭后，父母还要给第三代压岁钱。然后我们才嘻嘻哈哈，满载而归和父母道别。年年拜年年年聚，人生幸福莫过于父母健在，兄妹和睦，孩子活泼了。

　　2006年，2013年，父母相继过世后，2014年冬至，在祭拜父母归来的路上，四妹说：“阿哥，明年春节阿拉到侬屋里拜年，好伐？”我说：“好啊。”

　　于是经与妻商量，便有了2015年春节大年初四首次“家族聚会”。兄妹七人，外加第二、第三代共三十余人在梅园邨酒家聚餐。席间我对弟妹们许诺：“以后每年大年初四是我们家族‘团拜日’，团聚行礼，相互庆贺，缅怀双亲，传承亲情。”

　　六年来，每年过了国庆我与妻便选择聚餐酒家，订好包房，然后挨个电话告知有关事项，让弟妹们早作安排。年年如此，去年亦如此，早早地在“老饭店”定下酒席。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年关将近，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疫情突然降临。聚还是不聚？亲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一次聚餐，来日方长，团拜有时。经与弟妹们紧急磋商后，我们决定退订酒宴。新春佳节，同胞手足，手机拜年，电话问候，互道安康，恭祝平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们都在“拜年”中长大和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