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的大结构分为上下两部，那就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出延津”是吴摩西，“回延津”是吴摩西的外孙牛爱国。出延津吴摩西丢了养女巧玲；回延津是牛爱国找母亲曹青娥的家乡，为的是娘去世前要说的一句话。但家乡已然面目全非，家乡的根不可辨认。牛爱国回延津纯属灵机一动的意外，并没有执着的有目的寻根。吴摩西并没有回他的家乡，而是70年前21岁时去了陕西再也没有回到延津。他的名字也改了，不叫吴摩西，改为罗长礼。这就还了他少年时期要做“喊丧”的罗长礼的宿愿。但是牛爱国却找来找去没有结果，跑到陕西才知道了吴摩西的故事，最后却是听了罗安江的遗孀何玉芬说的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或许是富有民间智慧的一句话，它针对牛爱国“寻根”的历史化举动给予了明确的否定。

　　刘震云这部作品并未有介入现代性观念的企图，小说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农民居然想找个人说知心话，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作者显然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

　　这部小说令人惊异之处还在于，它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它并不依赖中国长篇小说习惯于依赖的历史大事件进行编年史的叙事，它的叙事线索却是通过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称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农民在20世纪中的命运。

　　脱离历史大事件的叙事并非只是书写田园牧歌，刘震云倾心关注的是人心，人心到底如何？他没有回避中国乡村潜在的冲突，那是源自于人性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刘震云书写的历史更加令人绝望，并不需要借用外力，不需要更多的历史暴力，只是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的算计，那种误解，那种对友爱的渴望而发生的误解，更加突显了内心的孤独。家族伦理之被审视和置疑，始终是刘震云写作的主题，并不是说刘震云不尊重家族伦理，而是他可能太看重这最后的依靠，他不断敲打它，击碎它，看它还能不能复原。

　　刘震云的叙事远离了20世纪外在的历史暴力，但他没有放弃乡村中人心与暴力的接近。就是那些平日里善良的人们，他们离暴力也只有一步之遥。就是杨百顺这样的还算不坏的人，却动了多次的杀机，他要杀老马、要杀姜家的人，要杀老高和吴香香，在内心多少次杀了人。牛爱国同样如此，他要杀冯文修，要杀照相馆小蒋的儿子，同样不是恶人的牛爱国也是如此轻易地引发了杀人动机。当然，杀人并没有完成，但在内心，他们都杀过人。刘震云虽然没有写外在的历史暴力，但暴力是如此深地植根于人的内心。

　　我们说乡土生活的本真性，并不一定是就其纯净、美好、质朴而言，因为如此浪漫美化的乡土，也是一种理想性的乡土；刘震云的乡土反倒真正去除了理想性，它让乡土生活离开了历史大事件，就是最卑微粗陋的小农生活。在很多情势下，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时刻侵犯着普通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百姓生活或许就在历史之外，在历史降临的那些时刻，他们会面对灾难，大多数情势下，他们还是过着他们自身的“无历史的”或者不被历史化的生活。事实上，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抵达这种“无历史”的状态并不容易，读读那些影响卓著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来确认作品厚重份量。

　　这部小说对乡村中国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以如此细致委婉的讲述方式，在游龙走丝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分岔的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