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极限》报告一度被认为是被欧美精英编造出来，以打击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增长、维持发达国家既有优势，汇集了不实判断和危言耸听。但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却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份报告的预判，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金融危机、贸易危机的叠加上演，证明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长期持续，甚至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导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系统性崩溃。更让人们感到沮丧的是，应对多重危机、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协作、启用足以遏制环境进一步滑向崩溃的有效机制，在目前的国际和各国政治环境中，可能性微乎其微。

　　乔根·兰德斯作为《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参与创作者，其新近推出的《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就很容易被看成前一报告的续篇。这本新书对2052年的世界提出了预测，总的观点是：四十年后，全球人口增长将得到放缓，GDP、生产率、消费增长都将比预期要低，社会投资会增加，城市化程度将提高；美国为代表的现有工业化国家将成为输家，中国及其发展模式将成为赢家。

　　概括说起来，兰德斯的这番观点并不算新奇，甚至可以看成当下许多经济学家、环保人士悲观观点的集合版，并没有《增长的极限》报告在当时所反映出的惊世骇俗效应。更重要的是，《增长的极限》报告和兰德斯的这本书所采用的情景分析方法，即建构专有的数据模型，借助计算机运算得出未来若干年的运行结果——这种方法和运算，毫无疑问会遗漏预测时所不可能获知的未来的重大技术变革和社会转折，因而只能较为精确的判断事件、问题常态化发展的动向。

　　《增长的极限》报告当中同样存在大量的预判错误，只是这份报告率先提出了“增长极限”、“环境危机”等概念的冲击力足够强，才掩盖了那些被认为是瑕疵的预判错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形成判断的依托，实际上就是当下科技水平、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及其监管体系、欧美及中国两种代表性的政治模式，可以说，这体现出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观察预测，准确度就可想而知了。举例来说，在谈及中国未来四十年的发展动向时，兰德斯轻率的认定中国将持续保持着现有的极高储蓄率和政府主导的高投资比率，并认为这两大优势将保证中国相比美国获得更高的增长率，也更能高效的解决资源和环境危机等问题。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未来四十年里，应对面临的挑战行动过慢、措施不力将主导全球发展趋势”。这也是由欧美政治模式当下表露出的缺陷而作出的推论，兰德斯仍未就此开展更深层次的探讨，比如美国的政治僵局将如何持续、政治僵局导致的政策困境所激发的改变将会是怎样的可能幅度、重大环境污染或资源短缺事件会否为激越型的改革创造足够动力，等等，而是以简化的“循环论证”得出结论。按照兰德斯的逻辑，如果在1920年代作出预测，决计推导不出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的肯尼迪-约翰逊社会改革等结果。

　　兰德斯得出全球经济未来四十年将迎来增长放缓、效益降低、畸形城市化提升等结论。就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得出预判，最容易引起争论，也最可能被挑出论证和论据的漏洞。很显然，为了避免陷入这方面的口舌之争，兰德斯并没有具体谈及经济增长方式、形态、经济与技术相互影响的方式等问题，在讨论生产力增长及其障碍时，还暴露出他对当下的新技术动态、环保技术知之甚少的一面。

　　自然，《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本书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兰德斯在书的结语部分提出的一项建议，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人类文化多样性消失的速度，似乎比生物多样性更快……在世界奇观被人群毁坏之前，去参观一下吧。”

　　（来源：新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