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上有一首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诗，却并没有给少年时代的我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在深山古寺中有这么一栋高楼，楼顶终日白云缭绕，白胡子的神仙爷爷飘累了，会不会在上面歇一歇？要这样，不就是闹鬼吗？今年夏天，一个乌云密布的午后，我走在浦东商城路上，抬头看天，忽然发现环球金融中心的上半截隐藏在满天的乌云里。那一瞬间，儿时关于高楼的恐惧，再次猛烈地撞击了我。

　　在唐朝，一百尺有多高？今天的换算也许不尽精准。但是古时候也说七尺男儿，这个“七尺”大约是用来描述像姚明这样的大块头。十来个姚明叠罗汉，能迭起多高，我们是有直观感觉的。这大约就是盛唐的高度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高度，这个直接体现在对天空的接近度上。浪漫的天才不仅仅出在盛唐，“大跃进”时代，有一张宣传画，上面画了几个扎着头巾的农民，毫无消防意识地坐在高高的谷堆上抽旱烟。旁边配了一首打油诗：“稻垛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擦把汗，凑着太阳抽旱烟。”这样的豪情，放在今天，至少要有把环球金融中心那楼穿在钥匙串上才够范儿。

　　然而，到了今天，技术吹起我们的想象力，气球一样无限膨胀。在这个诗歌荒芜的年代，摩天大楼却像野草一样疯长。中秋节的晚上，我站在自家不接地气的阳台上，向嫦娥招招手，说，美女，拍一张，发条微信！那些具有浪漫气质的广告设计师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启发，把我美化成一帅哥，站在长沙巨楼“天空城市”的窗口，手捧一束玫瑰，从月宫里牵出已是天仙的嫦娥妹妹。

　　我们的城市好像一个跨入青春期的少年，身高在一个劲儿往上窜。从城市长高的节奏来看，跟即将横空出世的千米高楼相比，高度不到500米的环球金融中心的确像个开啤酒瓶的扳手。它的高度已经被营养越来越好的摩天大楼越甩越远。

　　对于城市地标的高度，舆论褒贬不一。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在一期电视节目中也对此进行过评述，他说美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白银时代，摩天大楼也是蜂拥而上，从洛克菲勒大厦到帝国大厦，再到世贸大厦，见证了美国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由大萧条到繁荣的巅峰状态。大楼似乎成了城市GDP的高度表。

　　1993年的某个夏日，我乘坐一整夜的长途汽车，赶在黎明的时候进入上海。那时候没有金茂大厦，没有东方明珠，整个浦东到处是工地。大巴行驶在浦东的田野里，透过灰蒙蒙的晨雾，我望见正在建设中的三十多层的川沙大厦：山峰一样黑乌乌地矗立在玫瑰色的天幕下。据说这是当年浦东最高楼。二十年来，浦东的高楼积木一样堆叠起来，每一栋高楼，也可以看作是上海经济成长的里程碑。处于青春期的中国城市，齐刷刷地长高，从整体上看，也是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吻合的。

　　跟中国各地新增的“鬼城”一样，每一栋大楼都面临两个风险：烂尾与空关。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大楼封顶落成，有没有足够的引力让所有楼面出租？有没有一套成熟的机制让那高耸如云的建筑良性运转下去？

　　城市的高度长得太快的时候，我们需要缓一缓，让想象力跟上来，让我们有时间认真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