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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一个从“鸡蛋碰石头战斗组”脱身的深夜，忽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外婆去世了！当年，仅有传呼电话互通信息，半夜时分传呼电话站已经关门打烊，是以派出所为人民服务了。

　　外婆长年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舅舅家，从小到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春节的常规节目便是由父母带着我们去枣阳路兰溪路的曹杨四村给外婆舅舅舅妈拜年，同时和表兄表妹欢聚一堂。

　　母亲姓董，她的这位三哥比她大了好多岁，还是大清王朝科举制度的热烈拥护加痴迷者，直到民国废除科举了还在朝思暮想考取秀才进士。据说，他也确曾参与了科考，至于考试的名次成绩则不甚清楚。大江东去，秀才梦终究碎了，建国后他进了国棉二厂当了工人。不过，当初父亲将他介绍进厂时仅为临时工，但他干活很卖力，被领导看到了，大为赞赏，一声令下，立即转正成为正式职工。

　　外婆的去世令我很伤心。小时候她时常来我家小住，离去时不免要瞒着我，因为我老是不愿放她走。总记得，在午后，一觉醒来时，方才发觉外婆悄然离去，每每以号啕大哭为悠长的离别曲。

　　这一回，外婆真的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虽然高寿八十又七，依旧难以抑制悲痛。

　　在我们举家奔丧的日子里，学校的形势又是一变，招式迭出：揪斗老师揪斗校长揪斗走资派，忽然成了很革命的时尚；红卫兵小将勒令一位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的老师拿出了全部稿费，给全校学生各买一套《毛选》；更为出格的是，竟然喝令被批斗的老师们每进校门必须从他们的胯下钻过，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韩信胯下受辱”的荒诞剧；尤有甚者，竟公然逼着“牛鬼蛇神”老师在操场上边劳动边吃草（“牛鬼蛇神”牛字当头，自然得吃草了）……

　　某一天，当我再去学校的时候，恰恰遇见了全班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凯旋，个个眉飞色舞海说神聊，人人踌躇满志地大谈特谈北京见闻：从名胜古迹到街头小吃，从清华北大到白塔颐和园，最辉煌最震撼的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好不令人羡煞慕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只要凭借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即可免费到北京并且一路免费吃住——那时候，学校里统一给每个学生发放了一只“上海红卫兵”的红袖章，当时的红卫兵们还没有来得及拉山头闹分裂各自为政成立名目众多的各式组织，如“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等，也没有神经短路地将“上海红卫兵”划入旧市委旧教委的“保皇派”行列。换言之，既然有了“上海红卫兵”这一张护身符，有了这全民皆知的老虎皮，岂不是人人皆可复制免费旅行这一版本了？当下全班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决定立即出发，向着伟大的首都北京前进，向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前进！

　　事实就这么简单，一群十五六岁左右的学生娃娃要走出被禁锢了九年的教室，要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中“经风雨，见世面”了！说到底，他们所谓的“经风雨，见世面”，只不过是去游山玩水开开眼界白相相的代名词，个人私欲只不过纯粹是一个“玩”字在心里作怪，在兴风作浪而已。其实，在那一场摧枯拉朽雷霆万钧泥沙俱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的同学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加入，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进入斗争的漩涡中心，因为他们太底层，太工人子弟。也许极个别的人做过一些错事甚至坏事，委实是太年轻太懵懂太天真太幼稚了。我说的是初中层面的红卫兵，至于后来的红小兵小朋友，则属于小学生的档次了。

　　说干就干，我们各自回家，拎起放了几件替换衣服的旅行袋，带上不多的几块钱和十斤八斤全国粮票，就和一群同班同学出发了。当然也有去不成的，那就是父母不放心这么小小年纪去外地的，尤其是女同学的家长。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都想去都愿去的，结果集合的时候，竟然不到半数。记忆中仅有刘仁义周玲奇乐天放顾富祥惠荣富徐元宏等等，完全没有女同学的加盟。

　　果真凭着“上海红卫兵”这一只红袖章，果真没有半张火车票，我们果真太平无事地上了火车！那是一个晚上，上海直达北京的列车。在火车鸣响汽笛开出上海北站旱桥的时候，我们激动得无法自制，只是在心底一遍遍欢呼：我们来了，北京！我们来了，太阳升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