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五角场·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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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八)

  ■管新生  文

  1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这是记忆深处小学课本上隽永的一课。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我们也如往南飞的大雁一般,纷纷离开北京往上海返回了。因为天气真的凉了,北京的深秋,实刮铁硬,我们这些衣着单薄的南方学生娃哪里抵挡得住,请鸦儿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接待站搞了火车票,一路南下。

  说是“一路南下”,其实班里的同学是“一路下车”,有的到天津便下了,说是去见识见识苦大仇深的“三条石”和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还有的到济南和泰安下了,要去看看大明湖和爬爬泰山。总之,车厢里的同学是越来越少。记得我和顾富祥两人是到南京下的车,目的是去一睹“雨花台”“中山陵”和“总统府”的真面目。

  谁也没料到,我们一住进接待的海军部队招待所,我便突然发起了高热,倒下了。待得病情一有好转,便立马打道回府返上海了,委实,思家心切。只是在离开南京前夕,去看望了一回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表哥振国,他是我母亲大哥的儿子,时任江苏新华印刷厂厂长,如此的身份当然难逃厄运无可避免地属于“走资派”一族。他少年时即与弟弟振泰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在淮海印刷厂,从最底层的排字工人干起,后随第三野战军南下。匆匆见了一面,依稀记得,家中冷冷清清,仅他一人在家,聊了没一会,便催我速速离去。临行,还塞给我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所有的话语尽在不言中。我当时肯定不会知道,他其时正遭受着很大的冲击,说得再白一些,便是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批斗。就在我们这次见面不太久之后的一次批斗中,导致了胃大出血,听说差一点送了命,幸亏送到医院抢救及时,切除了大半个胃才总算保住了性命。而当时,我这个混混沌沌的中学生一点都料想不到现实斗争的冷酷无情就在自己的身边,毕竟是年纪太轻阅历太浅见识太短了。

  夜已深。当扛着行李疲惫不堪地走进了控江新村,一眼看到那熟悉的屋东头三楼灯光时,心头一热,眼里蓦地流下泪来:爸妈,儿子回来了!

  2

  回到上海没多久,刘仁义同学忽然光临,问我想不想再去大串联大白相,又说带队的是班主任姚国逊老师,班级中男女同学参加者甚众,这一回肯定不会有家长不放心了。我当然答应了。

  临到出发前一天,我的负担陡然加重:我那六九届初中的弟弟(其时尚在读小学六年级阶段)忽然缠着磨着也要跟着一起去,而且,还有一个蛮不讲理的要求——他的铁哥们、家住二楼的邻居计隆兴也想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耐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我这个好说话的哥哥便连夜去找了刘仁义,不料他竟拍着胸脯大包大揽说,没问题,统统开路开路的干活!(大概那时候尚可公映的抗战电影看多了。)

  有人说我记忆甚佳,犹自记得在五岁那年搬往控江新村的故事。其实,我童年记忆的极限便是我弟弟的诞生。那时候还住着常德路的弄堂房子,后楼。忽一日,很突然地,家里的大人神色紧张地忙开了,奶奶和爸爸一会奔进一会奔出,不多一会,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便风风火火地奔进了家门!原来是母亲要生产了,估计是考虑不周或风云突变,一时来不及上医院了。听大人们说,我是出生在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时间为早上五时许,天还没亮,所以据老辈人的说法,这时辰的生人是一头一辈子忙忙碌碌的工作牛。在大医院出生一定很笃悠悠的,不似弟弟这么突然这么急忙地要来到人间。永恒的记忆场景是在底楼通向后楼的那一架楼梯上,我想跟着奶奶爸爸一起奔上去看看,却被护士拦住并且赶了下去,很无奈地和几个邻居站在了楼梯口。不多一会,陡然听到一阵响亮的婴啼爆起,一个护士一脸笑容地奔了下来,大嚷着:男小囡,是个儿子!这一天,时当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至于上午还是下午,有些记不清,占比例较大的似乎是在下午。毫无疑问,这个记忆远远早于一九五四年的搬家。至于记忆中还有一个定格的画面:底楼的一整个墙面上斜斜挂着一杆巨大的秤。虽则无从考证其具体的年代了,但也肯定早于搬家的时间。好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念小学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去老房子把这杆秤取了回来,后来便不知其所终了。

  言归正传。且说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行三人直如难民一般扛着行李拖着大包小包,乘公交车赶到了彭浦火车站。只见人山人海的不远处,便是一列列静静卧在铁轨上的待发火车。同时也见识了套着红袖章的铁路员工在隔着一道极不正规的铁丝网在检票——这时节的串联大概规范了一些,再也不是轻轻地挥一挥红卫兵袖章便可以通行无阻了,而是要出示一张红色的大串联乘车证。很快,我和班级里的老师同学们会师了。刘仁义在和大部队走进铁丝网之前朝我挤了挤眼睛说,你们在外面等一会。只见他一过了检票口便向几位同学要了几张乘车证,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大大方方地把乘车证往我手里一塞,说,进去好唻!

  不知道检票的铁路员工是不是“刮三”(发觉),我想他们肯定看到了,但个个都成了大白天的猫头鹰——眼开眼闭。我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混进了火车站。走近车厢才发觉,原来竟是一列棚车!也许正规的说法是:货车。按《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的介绍,则是铁闷子车。

  扛着拎着提着行李人挤人地前呼后拥上得车来,突然便觉得有些惨兮兮的:无论男女,不分老幼,人人只能一屁股坐在赤裸裸的地上,根本没有可供憩息的火车硬座之类的板凳可言!四壁无窗无户,头顶一片漆黑,没半点光亮光明。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厕所躲在了哪儿呢?一问,有人挥手指向最暗无天日的角落里,但见一袭芦席马马虎虎一围,进去才见,赫然一只农家的大粪桶!天哪,这还叫火车吗?呵呵,和我们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时的景况相比,真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叫作天壤之别。

  一会儿只听得高音喇叭响了,说半小时以后就开车;一会儿高音喇叭又响了,革命小将们,现在更正前一个广播,本次列车一小时以后再发车。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铁闷子车门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

  也不知高音喇叭是第几回反复更正前一个广播了,我忽然在那女播音员的播送声音中听到了一个十分耳熟能详的名字:管新生请你下车有人找!管新生请你下车有人找……

  这不是在找我吗?

  我很艰难很技术地钻出了人堆钻出了车厢,站在了坑坑洼洼的泥地上(这儿根本没有上海北火车站的水泥月台),正东张西望之际,陡然看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呵,那不是父亲吗?

  是的,是的,是穿着厂子里工作服的父亲!

  他也看到了我,当即大步走了过来。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在这一刻赶来彭浦火车站,难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把一摞信封和信纸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不禁一愣,那信封上已写好了上海家里的收信地址。接过来后信手一翻,只见每一只信封上都是这样的笔墨,那全部是属于父亲的手迹。而且,所有信封的右上角统统贴好了八分钱的邮票(当年本地邮资四分,全国邮资八分)。

  父亲朝我淡淡一笑,说,不要再像去北京那样,忘了给家里写信。

  说完,他久久地看着我,似乎没话再说了。后来,朝车厢里的弟弟和计同学招招手,又看了我一会,便转过身走了。

  我捧着信封信纸,不知是感动还是激动,一时间竟木纳得忘了说话,默默地看着父亲跨过铁道线上的一排排枕木,走了,渐走渐远,缓缓融入那一抹越来越浓的暮霭中去了……

  这个很历史的镜头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数十年过去了,总想着将它写出来,但自从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后,便一直不敢动笔。现在终于简洁地写了下来,陡然发觉这么多年纠结的结果却在行笔之间豁然开朗,原来我的故事与朱自清的《背影》是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委实是一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在作祟而已。然而,犹自不敢唐突,断不肯沾上“背影”二字。

  那天直到很晚了才开车,而且一路开开停停,不断地在避让其他列车优先通过。就这样,直到凌晨时分方才抵达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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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时报五角场·文苑08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八) 2015-08-18 2 2015年08月18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