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来内地以后，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神，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俾能切实苦读苦干。”
1937年10月25日上午，同济大学开学典礼在浙江金华举行，时任校长翁之龙的讲话掷地有声。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吴淞同济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为了医工救国的初衷、肩负教育兴邦的重任，同济师生被迫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跋涉，别吴淞、过上海、经金华、停赣州和吉安、往八步、歇昆明，最后来到李庄，行程一万多公里，可谓抗日战争时期的“同济长征”。作为抗战过程中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过程最曲折的大学之一，同济大学在祖国大地上谱写了气势恢弘的“同舟敌忾济时歌”为主题的战时组曲。
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从8月13日开始，日军持续对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进行轰炸，特别是8月28、29两日，日本飞机接连投下重磅炸弹，同济大学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教授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建筑，均遭破坏。
幸好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前，正值放暑假，留校人员很少，鉴于形势日益紧张，学校吸取“一·二八”事变时的教训，在翁之龙校长的部署和秘书长郭德歆、总务长陆振邦的组织安排下，全校凡能拆装的仪器设备和图书等，都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
8月12日下午，当郭惠申、纪增觉等最后一批人员搬运校产撤离吴淞时，在黄浦江中杀气腾腾的日本军舰已经脱去炮衣准备轰击，大战迫在眉睫。学校从吴淞首次迁到上海公共租界，借用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121号房屋，作为临时校舍。其中测量系的贵重仪器由于细心装箱、专人保管、妥善运输、及时维修，当学校先后迁到金华、赣州、昆明上课时，都能迅速开箱，取出部分仪器使用。学校迁到李庄后，就可全部开箱，供测量系、土木系学生实习使用。
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家民房内，医学院师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病床120张。医院由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秉宽教授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收容了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
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
学校迁到地丰路后，由于房屋狭小，图书、仪器和设备只能堆着。当时全校学生共1101人，连同在租界内没有家回的教职工100多人，都挤住在这里。学校原计划搭建一部分临时房屋，并准备于10月14日正式上课。但不久，上海战事日益激烈，无法上课，学校决定第二次迁校，从上海迁往浙江金华。
学校从上海迁往金华，一是受到“不久即可停战媾和”论的影响，认为这次抗日战争仍会像“一·二八”那样，地区不会蔓延很广，时间也不会拖得很长，因而不宜迁校过远；二是当时同济校友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企图得到他的帮助，且金华离上海较近，搬迁比较方便。当时学校决定，除医学院后期因临床实习，仍留上海宝隆医院上课外，其余院系均于9月迁往金华，并规定师生员工于10月20日前往该地报到。
9月下旬的一天，当本校职工在金华车站看管校产时，遇到敌机前来侵扰，李先春、周腊生、张凤柱、邢步阶4位校工不幸被炸死。
在金华，学校借到龙游银行房屋作学校总办公室和图书馆，借用金华中学和作新中学校舍作上课教室，在章氏宗祠、中山公园等处储藏机械仪器。
在金华报到的学生有596人，其中医学院一、二、三年级88人，工学院222人，理学院11人，附设高职114人，附设高中161人。医学院四、五、六年级学生108人还在上海租界内。
在金华授课的教师共33人，其中，中国教师31人，德国教师2人。留在上海医后期上课的教师共17人，其中中国教师8人，德国教师9人。
10月20日，同济在金华开学。25日正式上课。这天上午，翁之龙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中提出：“迁来内地以后，将益励员生研究之精神，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其在海上所沾浮躁奢逸之习气，务须荡涤毋存，俾能切实苦读苦干。”他要求广大师生，适应战时内迁办学的新情况，发扬苦读苦干的精神。
在迁校金华的同时，医学院教师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郭秉宽等组成南京军医署所辖第五重伤医院，由张静吾任院长，前往苏州救死扶伤。
从11月下旬起，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还编印出版了《合流》报3期。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日军紧逼杭州，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在频繁的警报声中，已不能正常上课。于是，学校决定第三次迁校，从金华迁到江西赣州，医学院后期则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从金华到赣州，迁校工作困难重重。由于当时军运频繁，火车从金华开出，需费时四五天，才到南昌。再从水路乘木船，溯赣江而上，一路滩多水急，部分师生员工押运校产历时20多天，方到达赣州。
在赣州，1938年1月底正式上课。学校总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集中在镇台衙门旧址。学生宿舍在武圣庙。教职工宿舍则在城里分散租借住房。
在赣州时期的学生人数，大学部455人（其中医后期在吉安51人，上海16人），高职167人，中学部100余人。
当时在赣州和吉安共有教师73人，其中本国教授24人，德国教授13人。德籍教师离开上海的家庭来到这里，既无煤气，又缺自来水设施，在生活上不习惯，气候上不适应。没有条件组织学生实习，他们就认真进行口头讲授，耐心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当他们看到中国学生勤奋求学的精神和尊敬师长的态度，就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1938年下半年，德国大使馆在给同济大学的备忘录中指出，因战事关系，德政府原给予德教授的特种补助及旅费补助金，现已不能再继续发给，为应付现时困难，德政府认为最好暂时减少德教授在华的人数。这样，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只有史图博、柯勒等少数教授表示愿意留在同济继续工作。
大部分德国教授离开赣州经上海回国后，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重担。其中助教陈延年、郑瑞波，张景贤、印均田、李国豪、朱振德、纪增觉、郭惠申等，在母校师资严重缺乏之际，分别为各系学生开出了一批课程，在赣州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校部及工学院迁到赣州时，医学院的师生陆续来到距赣州100多公里的吉安。
当上海沦陷，苏、杭吃紧时，张静吾教授领导的驻苏州的第五重伤医院奉命向江西吉安撤退。李宣果教授领导的驻杭州的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人员分散向金华撤退，然后迁到吉安。留在上海的医后期的一部分学生，也由学校通知来到吉安。
经过两个月筹备，医学院的院址选在吉安的文天祥祠。1938年春开始复课，以第五重伤医院和医学院办的诊疗所为实习基地。李宣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当时，教授有张静吾、宁誉、章元瑾、李化民、郭秉宽、黄榕增、何鸣九、朱裕璧等。德籍教授有史图博、冯海克、柯勒、安太尔等。医学院附设诊疗所于4月8日开办后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门诊人数与日俱增，最多的一天达412人，其中以眼科为最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眼科门诊合计为1502人次，各科病例合计达2224个。门诊既为当地居民治病服务，又为医科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医后期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
在赣州上课半年，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这次迁校，学生组织了两支步行队。一路从赣州出发，翻越大庾岭，到达韶关后，改乘火车到广州，跨上拖驳小船沿西江到广西都城、梧州，再肩负行装，翻山越岭，徒步几百里，抵达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到韶关后，搭车到衡阳，改乘还未竣工的湘桂线火车至全县，再步行到桂林，然后乘木船溯漓江而上到平乐，再步行至八步镇。艰苦的行程，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同学们一路高唱《松花江上》等悲壮的救亡歌曲，沿途散发自己编印的宣传抗日救亡小册子。他们从早到晚，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忍受饥饿和疲劳，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八步镇。
1938年8月，同济大学话剧团利用迁校去广西的机会，先后在大庾（今大余）、衡阳、长沙、桂林等地，演出《民族万岁》等话剧，既在群众中宣传抗日，又募到了一批捐款，支援抗战。
同济教职工在转运校产的旅途中，为保护校产，也不辞辛劳。第一批校产是由赣州沿章水用木船装运，约半月到大庾，后装汽车运往广东南雄，再装木船由浈水经韶关到三水，然后换船到广西贺江，北上到贺县八步镇。在八步镇，借到一所中学作临时校舍，正在进行维修，准备复课时，10月下旬，日寇进攻华南，在广东大鹏湾登陆，未及一周，广州沦陷，原定校产迁往八步的计划已不能实现。
1938年冬，当第一批校产运到八步江边，还未及卸下时，学校又决定迁往昆明。原船改道沿贺水南下，经西江到南宁，沿左江西上到龙州，经过越南，再运昆明。以后各批校产，即从赣州用木船运到吉安，再装汽车至衡阳，经湘桂铁路到桂林后，用小木船运到平乐，再换大木船经梧州到达龙州，然后运往昆明。
1938年冬，同济第五次迁校，从八步镇迁到云南昆明。这次迁移，分为两路：一路为毕业班女同学和患病学生乘汽车经柳州，停留约1个月，再乘汽车到南宁，大部分同学换乘小轮船，小部分同学仍乘汽车到龙州。另一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编为1个先锋队和6个大队。每个大队分设4至6个小队，每个小队二三十人不等。从八步分批出发，约半个月到达柳州，休息1个月光景，步行至南宁，再改乘小轮船到龙州。所有同学到龙州集中后，由学校派汽车送到凭祥，再从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换乘火车，经潦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国境云南，于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
（同济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