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上的初中。上点年纪的人知道，那年头进中学都是按地区就近分配的。当然也有例外的，记得临小学毕业前，教导主任蔡老师喊住我和另一个同学，说我们学校有两个交大附中的名额，学校考虑让你们去，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过几天给我答复。

　　学校肯定是好的，无奈因为学校是寄宿制，食宿和交通费每月要多花上十来元钱，在那个年代是笔不小的开销，父母听罢无语，我们两个只好打了退堂鼓。

　　踏进校园才知道此时心目中的控江中学，与原有的形象已经大相径庭。校门左侧是三栋独立的两层教室楼，楼与楼的间隔空地本来布满绿树草坪，如今全部开辟成了蔬菜地，浇下的大粪恶臭熏得教室里的学生直捂鼻子；老师办公楼的西侧本是学校的玻璃棚花圃，现在被改成饲养场，里头猪圈羊栏兔笼鸡窝鸭棚样样齐全。走过路过常听到里头鸡鸣猪嚎，与围墙外的唐家塔生产队的饲养场遥相呼应。最荒唐的是学校原来的足球场摇身变成了水稻田，听老师说造这个足球场是用砂石作垫层的，为开垦成水稻田先将草皮铲掉泥土挖去，还要将下头的砂石全部清理掉，委实是花了不少功夫的。

　　但是，学校的许多老师还是给我等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随着年代的远去而愈发清晰。徐雪薇老师本是教俄语的，后来改教英语，并任班主任。正是批判“师道尊严”的年代，曾目睹她受了气回到办公室，伏在桌上伤心抽泣，但只要上课预备铃声响起，马上就擦罢泪水抖擞起精神，又拿上课本走向教室。顾国治老师是负责学校教务工作的副主任（即副校长），他把心思全部放在学生身上。1971年全国有组织地在重点基层开展宪法修改工作，控江中学也成立了一个修改小组 ，他专门邀请了两位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老师们的讨论……

　　尽管我的中学年代有许多遗憾和痛苦的记忆，但因着这些老师的缘故，这一段沧桑经历于我也有着细细咀嚼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