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4岁，身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在干休所里过着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与改革有缘，既是40年改革实践的亲历者，也是改革成果的受益者。我们的成长进步同国家和军队的改革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改革改变了我的前途命运，改革改写了我的人生里程。

　　春风吹进北大荒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那时候的我，正在北大荒的一所“五七干校”里劳动改造。

　　那是1974年那个寒冷的春天，在北京一个军事首脑机关工作的我，莫名被发送到了东北牡丹江畔由一个农场改称的“五七干校”，天天喂猪、养鸡、种菜，用劳动的汗水冲刷身上的“骄娇”二气和“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干校在一个山沟沟里，十分闭塞。报纸几天才能送一次，我们只能从自备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新闻。从收音机里，我们悲痛地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噩耗，我们自发地搭起灵台，从山坡上摘来野花扎成花圈。当时，在干校劳动的老干部中，有七个红军老战士，他们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对毛主席感情特别深。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欲绝。我逐一采访他们，写下了一篇追忆文章《毛主席，红军战士想念您》，登在当地的《牡丹江日报》上。从收音机里，我们又听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们喜不自禁，用自己烧的土酒，一杯又一杯痛饮，直到把自己灌醉方休。

　　最大的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五七干校”。本来，我已作好了一辈子在北大荒扎根的思想准备。1978年之后，随着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干校的一些领导干部陆陆续续调回原单位，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出任新职务，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终于，有一天从北京来的一位首长召见了我，征求我对下一步去向的想法和意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首先表态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只是考虑到妻子长期与我两地分居，独自带着年幼的儿子上下班，十分辛苦。我试探着提出，如有可能，可否把我调到妻子生活的城市去。首长说他回京后去协调，让我静候佳音。不久，一纸调令从北京下来，我遂愿调到了妻儿的身边。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终于告别劳动生活了五年之久的“五七干校”，走出了北大荒的深山老林，重新分配在空军的一所医学院校工作，开始任宣传干事，不久升任为宣传科长 。

　　圆我大学梦

　　1982年的下半年，邓小平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军队后备干部的培养。小平提出要在全军选调一批相对年青，有实战或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级领导干部，进学校补习文化知识后再到高等学府深造，作为军队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来贮备。　　　　　　   为贯彻落实邓小平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举措，军委在全军基层和机关中层层选拔，从军事、政治、后勤三类干部中各选出上百名师团级干部，从1983年秋季入学开始，进行脱产三年的院校培训，毕业后发大学学历证书。

　　我十分幸运地成为百名政治干部的其中一员。我1962年入伍时，高中没有毕业，在年将40岁时，已是正团职干部的我，终于圆了“大学梦”。第一学年，军事、政治、后勤三个班的近300名干部，全部集中在长沙，在特地改为解放军干部文化学校的原铁道兵学院补习初高中数理化和语文知识。学校从湖南省多所重点中学特招一批优秀老师入伍以充实师资力量。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学习认真刻苦，光学习笔记就做了二十多本。一年下来，我以四门课程全优的成绩顺利转学。第二学年，300名学员分赴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三所学院深造，我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高级指挥班”学习。我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与外交、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10多门。学习期间我撰写了10多篇论文，有一篇在部队调研时写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假太空”的文章，在院刊“思想战线”上刊登。到第三学年的时候，军队院校改革，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国防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军队复合型的高级指挥干部，以任职培训为主。所以，我们既是国防大学的第一批学员，也是唯一一批三年制的学历教育学员。

　　三年中，我们既学文化，又学军事、后勤、政治。毕业时进行综合考核，在指挥所里进行图上防御演练。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我被赋于“集团军指挥官”的角色，率所辖的“陆军”、“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二炮”、“工兵”、“防化兵”等兵力在我国的西北方向，防御“敌军”三个师的入侵。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昼夜，我要根据“情报”部门给出的各种敌情变化，确定我军的主要防御方向，排兵布阵，指挥“千军万马”，击退敌人一次次的进攻。“战斗”结束后，考核官给我亮出的成绩是：“优秀”。在毕业典礼上，我作为政工班百名学员中唯一一名受到大学嘉奖的学员，走上领奖台。

　　这三年的入校深造 ，不仅圆了我的“大学梦”，更重要的是为我后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基础。我记得毕业时，国防大学的首任校长张震上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作为军队的后备干部，你们要时刻准备着，一旦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要呼之欲出，担当使命。”毕业后，我回到了原单位，升任为政治部主任。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我都牢记将军的嘱咐：时刻准备着！

　　道路越走越宽广 

　　1993年夏天，我奉命调到上海出任编辑部设在一所军事院校里的一本军队政治理论刊物的主编，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

　　我的老家在离浦东金桥镇不远的一个农村。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金桥的定位是加工工业区。昔日晨晚各一次从庆宁寺和县城川沙间对开的小火车早已不复存在，一条狭窄的乡间煤屑路杨高路也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在河浜纵横田园阡陌的乡村大地上，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长期以来，轮渡是黄浦江两岸的唯一联系，而现今继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之后，又架起多座桥梁，江底还有隧道贯通。一条条高速路、高架路等架构出一个大大的“申”字通向四面八方。黄浦江两岸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记得回上海后第一次去浦东探访，小车从杨浦大桥下来后，在罗山路立交桥周边来回转了好几个圈，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老家早已拆迁，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别墅群和大型的超市、商务楼。

　　难忘1994年元旦前夕，近90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浦东，冒着严寒兴致勃勃地登上杨浦大桥。老人家笑吟：“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小平所说的“今日路”，不仅是他所看到的浦东新修的内环线路，更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寓意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