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韩德 文

    从前计划经济，书店基本只有一家，曰新华书店。

    书，一本一本地插在书架上；书架前一米，照例是玻璃柜。营业员就在书架和玻璃柜之间的通道上慢慢悠悠踱步，踱过来，踱过去，深思熟虑的样子。不过那时的店员确也配得上深思熟虑，因为问上去，他们肚皮里的书单“刷刷清”。不但清楚店里是否有此书，甚至知道此书已是第几版。厉害点的，还知道作者笔名原名、作者生平、重要著作，乃至著作概要。推荐起书目来举一反三，相当饱学，会使自惭学浅的购书者额角微汗，你不得不对他们的深思熟虑状怀有相当的敬意！

    我同学的母亲是一名书店工作人员，每每见到她，我就脖子一缩像碰上了大教授，何况她还严肃地戴着非常深度的近视眼镜。“文革”时我才十几岁，她就相当认真地推荐我买《史记》和《资治通鉴》！当时这些书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她还指示我必须“淘齐”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在文革前几年里零零星星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要一期不漏！活页文选每期一两张纸仅几分钱，“淘”到一期读一期，陆陆续续，我发现活页们的内容绝对不亚于著名的《古文观止》。

    不过，那时的买书人蛮苦的，为看清一米开外的书脊上的小字，往往伸长头颈都不管用；书架上的书递给你，一般只能翻三五页，半分钟内得拿定主意，决定取舍。店员的目光从接待到不屑往往就在这三五页和几分钟里起变化。

    改革开放，书店的书架也全面开放。店员戴着胸卡穿着西装各处溜达，倏忽之间就不见人影。店员把什么都交给了电脑。你问他事儿，他胸中再无成竹，挥挥手，意思是您到服务台查电脑罢。读者也放肆了，什么贵重的书都敢拿、都敢看、都敢乱丢。

    更有家长为了从娃娃抓起，摩肩接踵地带了小把戏到书城来；来了之后，自由放羊。小把戏们纷纷扑向五彩缤纷、装帧精美的“知识”。和娃娃们一个模样，不买书，只是来自由翻阅自由汲取知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青年壮年真不算少，耐心好的，背包里还配备了餐巾纸、矿泉水和汉堡包。

    提供阅览的图书馆里，反倒无此景观。淮海中路高安路的“市图”，进去真是毕静，听得见针头落地。看书的手续一道一道，不要说坐在地上，说话声音稍大些都不行。墙上贴着一大堆规矩，大人尚且吃不消，小把戏肯定更加委屈更加挫伤积极性。

    避难就易，阅读不在图书馆，依然还是涌向了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