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寻根情结，一个人的根究竟是其祖籍地还是出生地，这是一个在学术界始终存有争议的话题。我不是专家，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也许都有道理。可是如果用“土生土长”来判别，“土生”的意思应该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土地，而随之紧密相连的“土长”，望文生义，也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意思了。照此说，作为出生在上海的我，尽管祖籍地不是上海，我如果把自己呱呱坠地的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新村视作自己的根，想必也不会有误。
松花新村是一个位于上海市东北角，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工人新村。也许是紧挨着松花江路、延吉东路的缘故，因此被命名为松花新村。新村附近的路名大都取自我国东北的吉林省，如和松花江路平行的有靖宇路、延吉路，纵向的则有敦化路、内江路、图们路、安图路、长白路等，无不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东北风味。整个松花新村按东西划分为一村和二村，我们一般就称之东松花、西松花，由数十幢尖顶、灰色三层楼组成。
那时居住在松花新村内的基本上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而上海机床厂就处在与松花江路交叉的军工路上。因此，松花新村实际就是上海机床厂的家属区。而紧挨上海机床厂的是上海电缆厂，该厂的职工新村、职工子弟小学则位于松花江路、延吉东路右侧。当时的上海机床厂与上海电缆厂都是在上海市乃至全国名声显赫的万人大厂，因而，以这两个厂为主体构建成了上海东北角的工人家庭聚集区。父辈们到厂里上班，和我们到学校上学都只要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了。每天清晨上班、上学和黄昏时下班、放学的人流夹杂在滚滚的自行车潮中，给那时还是上海这座城市偏僻市郊小道的松花江路增添了几分喧闹的都市氛围。
精准定位：我的出生地是松花一村7号14室。这是一间面积16平方米，两户合用厨卫的一室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结婚时，机床厂分配的婚房。
能够无偿分配到这样一间房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工人阶级绝对属于“高大上”阶级。作为毛泽东主席号召的“大跃进”运动时期的“产儿”，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名字也无不烙上“翔”、“跃进”等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印记。
五十年代是“听话要听党的话，戴花要戴大红花”的纯真年代。我出生后不久，正当盛年的父母，为了没日没夜赶超英美、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便从祖籍将祖父请到上海，把我“扔”给了祖父带养。这样一来，原本只是父母两人居住的16平方米的房间，一下子多出了我与祖父，三代同堂，空间顿时就变得狭小起来。于是，父亲便和邻居商量，晚上能否在厨房搭个帆布床让祖父睡觉。邻居是父亲机床厂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时的人就是单纯，信奉助人为乐，根本不会像现在有些邻里之间为了共用部位的使用面积而寸土必争，甚至大打出手。得知我们家的困难后，他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每天晚上两家人家吃好晚饭，将炊具洗净，隔壁邻居一般也就不再出入厨房。而祖父把我安顿入睡后，便将煤球炉封好，再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帆布床在厨房里铺好，随后在床边坐下。烟瘾极大的他，这时将身子舒适地依靠在墙壁，掏出一根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随着袅袅烟雾的飘浮，一天做家务的劳累也就在那一口口的“呼吸”之中渐行渐远。又或者独自在帆布床边上支起一个凳子，斟上一杯土烧酒，打开用白报纸包裹成三角包的5分钱一包油汆豆瓣，撒上一点细盐，“沉醉”在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此时此刻的祖父，是一天中最为幸福的。然后，便一头扑倒在帆布床上酣然入睡。睡得无比香甜而发出的呼噜声，有时会“穿墙”而过，传入我的耳中。清晨5时，祖父便又准时起床，打开封好的煤球炉，煮烧早饭。他那浓眉大眼、腰背挺直，始终忙碌家务的身影，至今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其实，当时祖父睡在厨房内，是在和死神相伴啊！因为一旦煤球炉子没有封好，发生二氧化碳泄流，就会导致中毒死亡，左邻右舍经常发生此类事故。好在祖父封炉子的技术“炉火纯青”，几年下来，始终平安无事。
作为感恩和回报，当我懂事起，便承担了为祖父跑腿到松花新村菜场边上的粮油店拷老酒、买香烟的任务。这时候，他常常会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派头，颐指气使地把一毛钱纸币朝我一扔，大手一挥：“小鬼，快去帮爹爹拷点老酒，买包香烟！”接过纸币我立马屁颠屁颠地向屋外奔去。而我也经常从找回的零钱中“贪污”下一两分钱，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殊不知，这一两分钱在六十年代绝对是“巨款”啦。虽然祖父没有工作，其烟酒钱也是父母给他的，但他明知我“贪污”，依然装出“浑然不知”。
如今想来，早早地沦为“家庭妇男”的祖父刘忠伦，其实，生活得并不如意。从旧时代过来的他，其同辈人基本上都是文盲，而他不仅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而且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老家的村子里算得上是个秀才了。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不仅烟瘾、酒瘾很大，也有些古诗词的底子，酒至情深，能把李白的一首《将敬酒》吟诵得慷慨激昂。
前不久，遇到一位松花新村的老邻居，他还向我说起，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的祖父坐在7号大门口读报和挥毫写毛笔字的情景，那架势还是很有腔调的。然而，性格倔强的祖父却因年轻时，一段所谓“敌伪时期做过伪保长”的历史问题，背上了一辈子的包袱，到了“文革”时期，几度受到地区造反派的纠缠。而他的这段莫须有的历史也一度牵连到我这个第三代身上。我在中学时期由红卫兵转为共青团员的政审时，尽管父亲五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己亦是红卫兵排的排干部（文革时的学校的编排也实行军事化，实际就是班级的班干部）和三好学生，但在学校工宣队队长的严格审查下，最终没能列入第一批转正名单。应该说，少年时代的这一事件，在我心灵中有形无形地投下了一丝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