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杨浦区电力学校毕业后,进入杨树浦发电厂电气分场工作。由于工作需要,车间主任指派我去惠民路荆州路杨浦区科技学校“无线电与电视机中专班”半脱产读书二年。通过“理论与实际”的学习后,我利用业余时间试制成功一台“微型电视机”,此机体积庞大,长80厘米,宽50厘米,是由4英寸(10厘米)仪表电子管做成的蓝屏幕小电视机,可以接收上海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尽管信号不太稳定,基本上能看清图像,圆了自己“电视机梦”,也给亲朋好友带来惊喜,窗门外挤满人的场面,如今仍历历在目。
1978年初夏,我得到单位领导给的一张《星火牌电视收音两用机票证》,9英寸屏幕显像管,价格500元钱,相等于我十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很快传遍杭州路利民里弄堂。远在西安的外甥忻顺樑也到上海来看电视节目,并留下1979年7月拍摄的一张我父母亲、外甥和“星火牌9英寸黑白电视收音两用机”的照片。逢年过节,这台电视收音两用机“唱主角”,我把客厅饭桌搬掉,收音机里播放舞曲,亲朋好友翩翩起舞,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新气象,一扫“特殊年代”埋在大家心中的“阴霾”。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彩电是稀罕之物。我妻子杨重芳的叔叔杨忠清从新加坡来沪,给我妻1张《华侨购买证》,可以在“华侨商店”购买外面买不到的货物,第一次来沪买了一台16英寸松下彩电,第二次来沪又买了一台21英寸松下彩电,第三次来沪买了一台松下画王25英寸彩电。如今画王彩电“退而不休”,虽然不看电视节目,但可播放CD、VCD、DVD音乐碟片,既能使我们纪念那个时期开放的好政策,又能记住“叔侄女之间”的血脉之情。
我家经过土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从拉天线看电视,到安装闭路电视,又到装付费机顶盒看数字电视,到互联网智能电视,然后,再到在苏宁电器商店购买TCL人工智能语音电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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