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店这个词，现在上海人似乎对此有点不屑一顾，感觉它好像不符合国际大都市的商业档次，有点“夫妻老婆店”味道。起初人们外出购物还会来句：“阿拉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后来逐渐演变成：“阿拉到商厦、到超市、到大卖场去兜兜。”再后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出现的网店异军突起，购物开始足不出户，坐在家中点点鼠标，按按手机，需要的东西均会送上门来。在今人的语境里，商店，这种商品销售模式不仅意味着原始与落后，就连商店这个词语亦似乎濒临淘汰的边缘。然而，今天的我，每每走进傲然盘踞在五角场城市副中心五个角端的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万达广场、苏宁旗舰店、合生汇等富丽堂皇的殿堂内，总会情不自禁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那些年，我与杨浦区域内那些大大小小商店的如烟往事。

　　我从小居住在杨浦的长白地区，当年的城市规划者在每个新村规划布局了一个综合性商店，店名就以所在的新村命名。长白新村就叫长白商店，控江新村就叫控江商店，鞍山新村就叫鞍山商店，十分简洁明了。

　　长白商店是当时居住在长白地区居民对其的简称，其规范全称是长白新村综合商店，这是一个坐落在延吉东路、安图路口的回字状环形建筑，中间是一个花圃，是一个集生活用品、文化娱乐、吃喝玩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载体。

　　长白商店是由长白百货店、长白土产杂货店、长白照相馆、长白饭店、长白新华书店，和周边“遥相呼应”的长白浴室、长白菜场、长白豆制品厂等组成的“长白”商业系列。住在松花新村、长白新村的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只要拎着篮子到长白商店兜一圈，就可以一揽子解决掉。

　　在物质供应匮乏的那些年，商店里几乎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证计划供应的。五花八门的布票、粮票、油票等，张张关系到一家人家的“生存”状况。我印象里，像水产品票、春节年货票等还很“人性”地分为大户与小户，大户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供应。户口本上5个人（含5个人）以上就是大户，4个人以下则是小户。我家正好是5个人，也就幸福跨入大户的行列，享受“多吃多占”待遇。为此，我经常会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阿拉是大户！”跟着父母到长白商店去买东西，也会对着营业员高声嚷道：“阿拉是大户！”

　　然而，随着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及股市出现以后，一大批真正的大户诞生后，我就绝对不敢再说“阿拉是大户”这句话了。大户，这两个字没变，可是，含义已经天翻地覆了，我总算深刻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户。

　　正因为票证的重要性，所以这些票证都是由父母锁在五斗橱抽屉里精心保管着，唯恐被我和弟弟妹妹一不小心弄丢后导致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每次到长白商店去买东西，也都是由父母亲小心翼翼地攥着各种票证，从不让我插手。

　　唯独在1976年3月初的一天，母亲郑重其事领着即将奔赴崇明跃进农场工作的我，到长白商店去购置生活用品。

　　那天，母亲边走边叮嘱我，千万不要把盖有“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大红印章的粉红色通知书弄丢，因为只有凭这张通知书才能享受紧俏生活用品供应。

　　母子俩来到百货柜台前，递上通知书，营业员仔细查看后，才从柜台里面取出棉花胎、蚊帐、热水瓶、牙膏等，随后在这张通知书的右下角，用一枚长条形橡皮图章敲上一排小字：“已供竹壳热水瓶壹只”，再用圆珠笔写到“牙膏两支”四个字。在今天看来，也许十分惊诧和荒唐的事情，在很多生活用品都必须凭票购买的七十年代，能够保证供应给知青“竹壳热水瓶壹只、牙膏两支”已经是很优厚的物质待遇了。

　　长白商店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景点”，就是设在延吉东路进口门厅处的那个阅报栏。这个阅报栏是镜框式的，每天有专人负责更换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

　　从小喜欢读报的我，至今难忘当年这两张报纸上刊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刊登在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即现在《朝花》副刊，文革时改名为看今朝）上的由著名海员作家张士敏描写海员生活的小说《虎皮斑纹贝》。另一篇是文汇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影射周总理的文章“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还在走”。

　　如今，当我翻看着父母保存下来的那几张长白商店的老发票，以及印有“国营长白摄影”字样用于存放照片的小纸袋，总会想起那幢早已不存在的回字状环形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