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生活烙印。作为记者队伍的候补通讯员，与报社等新闻媒体之间的“桥梁”变更，便是如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空军基层部队新闻报道骨干，汇聚上海空军政治学院新闻大专班，学习新闻理论，学制两年。因为大家入学前都有一些采写经验，也在各报刊发表不少大小不等的“豆腐块”，所以在学习之余，写稿投稿成风。

　　当过“写手”的人都知道，写稿投稿犹如一条龙的“生产线”，流水作业，叫“手上有写的，路上有走的，编辑手上有编的”这样才能保证稿件见报，细水长流不断线。

　　青春的活力，总是伴随着上进心和虚荣心。同学之间除在学习上较劲，就是在报上发表文章上攀比。星期天，我们通常不外出，躲在图书馆的角落，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撰写稿件，稿件投出后，便是一声不吭漫长等待。每当夕阳西下，队文书领回信件，谁都怕在众人面前收到厚厚的来自报社或杂志社信件，因为那多半是退稿，与投稿不同，里面有一张打印的退稿原因的通知书，上面有一个红红章印，也算是一个无奈的笑脸。如果回信很薄，那就表示有“戏”，稿件小样来了，收到这样的回复，自然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当然，如大牛皮纸信封寄杂志或样报来，那更如同接到立功喜报一样。记得一位四川同窗，收到一夲杂志，稿件刊登，他激动得笑得脸上肌肉一个劲地颤抖。我们十分羡慕拿过杂志一看，文章是不错的文章，只是题目有些另类——《厕所里飘出的歌》。

　　两年毕业，我留校了。在宣传处当新闻干事，那时部队对新闻宣传工作有具体要求。到年底空军召开新闻宣传工作会议，要统计上报见稿篇数，且还分级别，看版面，是头条还是“报眼”，还要看文章是否加框等，当个新闻干事“压力山大”，我概括自已的工作状态“要么在风里，要么在火里”，采访如阵风，风尘仆仆，送稿像着火，火急火燎。有一次院长选秘书，有人推荐我，院长一听，直摇头，说我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这话听起来有点损，不过也是事实。

　　公交车是我去新闻单位送稿的主要交通工具，如果稿件时效紧，就填写派车单，坐北京吉普或“上海轿”，比如“五一”阅兵，要把片子送电视台，当晩新闻节目里播，赶时间，通常都有一个“专车”跟着我。当年派个车也非易事，由政治部主任签字，主任级别副军，军衔少将。我的前任，离沪回老家之前，除了把床、桌和书柜留给我外，他还狡黠一笑，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派车单，上面均有主任签字。送稿如乘公交车，车费能报销，那时车票价格为5分、1角等，我报销时，贴得密密麻麻的，让财务处的同志思想高度集中，不敢分神地数上好一阵子，也就10来块钱。

　　送稿的路线，有一段时间我号称闭着眼睛也能摸到。乘55路公交，从江湾五角场到外滩下车，顺序先电台，后文汇报、解放日报，然后是电视台和晚报。第一站北京东路2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单位历来只有广播电台有武警站岗，把守比较严格，填写会客单还不行，必须编辑下楼来接，有点神秘感。起初，我都把稿件放在右边的一个小窗户上的塑料筐里，后来，与编辑熟，有些也够得上称兄道弟，所以经常麻烦他们下来接我，到了编辑部或在走廊上常看见播音员，手提放着资料的塑料篮，满脸严肃，匆忙走入播音间。

　　《文汇报》在虎丘路上，与电台相邻，我送稿开始那段时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下的老式楼房，墩实且洋派，走进去有历史厚重感，但编辑部比较拥挤，后来我送稿送着送着，文汇报新楼拔地而起。到报社只要填张会客单，便可上楼，那时党政部好像在二十多层，编辑室是落地玻璃，外滩景色一览无余。长期跑部队线的张老师，具备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很是乐意提携年轻人，他总是让我躺在他午休的躺椅上，边欣赏外滩景色，一边帮我修改编发稿件。

　　随后步行去汉口路上的《解放日报》社，报社原先也是有历史典故的老楼，进门不大，上楼后七拐八绕，我印象比较深的，左边上楼梯的拐弯处墙上总时不时地贴有讣告，那时有一种说法，交警和记者两个职业有损健康。其实事后想想，解放日报是老单位，总有些老报人年事已高，谢世也实属正常。那时新闻单位的伙食不错，我常在解放日报社食堂蹭饭，跑部队线的徐老师人好热心，每到就餐时间便与其他编辑一样，拿着报社发的搪瓷大碗去吃饭。一次排队打菜，一回头发现王汝刚先生站在我身后，想来他在此用餐的性质恐怕与我也差不多。

　　送稿比投稿辛苦，可效率高多了。直接与编辑面对面，哪些稿件可编发，哪些需要修改，哪些彻底放弃，一目了然。当然能否最后见报，就要看运气，看第二天要闻多少，个人努力就是晚上打电话盯着夜班编辑。通讯员要上稿见报，除能写能跑外，还得脸皮厚，能磨能缠，因为如不据理力争，编辑们大刀阔斧，砍起“稿件”，甚至拿掉稿件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九十年代初，因为我们是正军级院校，为传真上级通知等需要，所以配备了传真机，在院办保密室，传真机的管理非常严格，专人专用专管，使用传真机必须有院领导的签字，我偶有急稿需传给报社，经批准也使用过它。当年的传真机比现在的洗衣机还大，传两张纸稿件，挺费劲，这边保密员，一边传一边拿着电话与报社管传真工作人员保持通话，一会线路不畅，一会操作不当，还有不兼容的，忙活半天，只传过半页纸就卡住也是常事，那边编辑楼上楼下跑半天，只拿到稿件的三分之一内容。后来，在我当新闻干事时期，再也不用传真机，觉得那大家伙“不靠谱”。

　　岁月匆匆。离开新闻干事岗位，历经了责任担当不一的行政岗位之后，退休进干休所，过上悠哉的退休生活。见其他老干部行文投稿，我也又把丢失二十五年的老本行拾了起来。现在投稿那才叫一个“爽”，只要有邮箱，手指一点，口中念道“走你”，话音落，文传毕。

　　行文总喜欢有人阅读，因为有人读才算神交。不过，“甘蔗没有两头甜”，传稿后，大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从此杳无音讯。这也难怪，正因为传文便捷，想来编辑的邮箱里，文堆如山，恐怕每天浏览一遍，还不知时间够不够，更何况还要采编，如件件回复，时间上不容许，也没有这个必要。有的邮箱设有自动回复，告知稿件收到，不过这类回复，快是快，语气也挺热情，只是千篇一律的“机回”，多少缺点人情味。

　　现代人写作都把文章挂在网上，我还不够“潮”，总觉得文章不见报，没有变成铅字，未闻到油墨香，好像开车没到站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