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文 

　　1979年早春二月“知青返城”浪潮席卷全国。我在鹤山农场团直学校接连收到妻寄自故乡上海的三封来信，时间分别是：1979年2月15日、19日、21日。“鸿儒：我和阿爸（我父亲）讲了，我主张你退学，坚决退！你是否跟农场劳资科说说，你还是回农场教书。我们认为，你如果还想等拿到文凭后再办返城，恐怕就错失良机，再也回不了上海了……珍。”

　　倘按当年上海“已考上大学或上调工矿的知青”不能办理返城手续的政策，我别无选择，只有“退学”回农场，再以“知青”身份返城回沪。

　　一个月后，我顶替母亲，顺利办回上海。去原周家渡街道乡办报到时，接待人员让我留街道搞宣传。但我一则对街道工作并无多少兴趣，二则我自信“生产组不过是歇脚之地，不可能久留”，于是还是顶替母亲进了街道生产组——“茂兴宽紧线厂”。

　　报到是在茂兴厂厂长办公室，当年的日记记载着：“三月二十七日。今天开始正式上班，我们这批报到的共有十六人，其中十一名男的，五名女的……”“三月二十八日，极其无聊地坐了一天，九角钱一天……”

　　一星期后，我被分配到车间做挡车工。所谓“挡车”，其实就是把纱线和橡皮筋织成宽紧线，为宽紧带厂初级加工。一个车间有十多台机器，“咔擦、咔擦”的机器声虽分贝超标却亦颇有节奏。工作性质属机械操作，却亦有考核指标。每天下班后，你织的宽紧线都要过称，有班组长记录，月末据此算奖金。

　　在街道生产组工作，日夜三班倒，工作之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改变命运，我还要上原南市区业大，另起炉灶，再搏“文凭”。每逢学校期末考试，要趁班组长不注意，工作时偷偷复习功课。

　　那年儿子还在上幼儿园。碰到我上中班，一到幼儿园放学，我就要关掉编织车，骑自行车冲出车间去接他到厂里。父子二人就在机器轰鸣声中，将就着吃点晚饭，再等妻下班后接儿子回家。

　　在“玖角一天”的日子里，我至今记得第一个月到手22元7角——比黑龙江农场月薪32元都低。15元算是贴补父母的伙食费，剩下7元买了双套鞋。因为“玖角一天”，那年头凭票供应的香烟，我只抽乙级烟“飞马牌”，每月供应的五斤大米也放弃了。

　　在“玖角一天”的日子里，是长辈们给了我鼓励和信心。回沪后老丈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鸿儒，龙门要跳，狗洞要钻，生产组你不会久待的。”那年夏天，秦皇岛舅舅到上海出差，我送他到老北站，临别时舅舅反复叮嘱：“鸿儒，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读书要紧。”

　　一天，父亲从单位回家，颇为忧心地对我说：“你的同学（和父亲一个科室的）都知道你在街道生产组上班。”我知道父亲的潜台词是在“玖角一天”的生产组工作很没“面子”。我什么也没多说，只对父亲说：“我会把‘退学’的大专文凭搏回来的。”我想，改变人生的命运还是要靠自己。

　　在“玖角一天”的日子里，很是惦念那些曾在困境时帮助过自己的同是顶替回沪的“知青”——他们是杨德平夫妇和沈林妹，是他们帮我一起换编织机上的纡子（约每小时一换），以完成考核指标。也很感激车间主任包广英阿姨放我一马，让我关停编织车去幼儿园接儿子；眼开眼闭，让我在上班工作时复习业大功课。“玖角一天”的日子虽艰辛，但回忆依然温馨。

　　命运的改变有时还要等待“机遇”。两年后，市里兴起为“回沪知青”补习文化。我的一点“教书”特长终于被挖掘了出来。

　　一天街道文教干部来车间通知我：“明天去街道报到，搞青工补习。”尽管编制仍属“集体”，但毕竟跳离了嘈杂的工作环境，且收入有所提高。

　　再两年后，街道行业归并。笔者所工作过的“茂兴宽紧线厂”归属于“丽华针织公司”。我也去了该公司的“职教股”，“玖角一天的日子”算是划上了句号。

　　人生啊，只要自己不向命运低头，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