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汉良 文

　　今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当来到海边，望着浪花飞溅，潮起潮落，总是心潮起伏，想起年轻时，在黄海前哨的那些军旅故事。

　　跨行演翻译官

　　从卫校毕业，在新兵连集训不到一周，就奉命去宣传队报到，担任随队“医生”。

　　当时，全军上下都在普及革命样板戏，宣传队里的战友们都从五湖四海而来。指导员来自赫赫有名的解放军军乐团，是一位大管演奏家；老队长则来自前卫话剧团，曾参加过“地雷战”等影片拍摄。当时，首长要求尽快排出《沙家浜》，以迎接全军大汇演。这次军部汇演后，还要在防区内巡回演出，从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一直演到沂蒙山区、黄海前哨，演出行程排得满满的。

　　战士们个个劲头十足，清晨五点礼堂上下便已灯火通明。大礼堂前的篮球场周围，还有左侧的一片小树林里经常有声乐演员、戏曲演员在吊嗓子；乐队同志提着长笛、拉管、小提琴专心晨练，发出阵阵美妙声音。

　　一天晨练时，我正在后台为一位武功演员做康复治疗，忽然有战友通知我说指导员找我有事。我赶到办公室，指导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情况，要压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在京剧《沙家浜》中扮演“邹翻译官”的角色。

　　这让我大吃一惊！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没有自信来参演这样的“角色”。指导员和队长只是笑眯眯说：“你行，一定行！”

　　从此，我开始了一段艰难的“爬坡登山”，从生活中的一名“医生”，变成了舞台上的“演员”。

　　剧中的“邹翻译官”是一个“投靠皇军”的汉奸，这个人物戏份不是很重，但在第三场和胡司令、刁德一暗中勾结，为剧情做铺垫非常关键，戏里的台词也很重要。

　　演京剧不能不讲普通话，我来自上海，有些词一张口就出“洋相”，比如台词“伤病员”中的“伤”字，我读成“桑”，排练时就过不了关，只能反反复复练习。现在想想，光这个字，我吃饭练，走路练，对着镜子练，可以说连做梦都在练，一个月下来，才终于“爬坡”过了“关”。

　　另外，自己的表演基础差，肢体动作很不协调，战友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辅导我，在排练中，我只有笨鸟先飞，刻苦弥补自身不足。

　　后来，京剧《沙家浜》这出戏，我们前前后后演出了好几百场，参加了军里汇演以后，便带着“戏”到边防驻地巡回演出，上海岛，下渔村，走遍了防区的山山水水，还常常在大海边架起舞台为群众演出，既为老百姓服务，又在困难中磨练了自己。

　　我演“翻译官”这个角色也越来越成熟，受到部队官兵们的肯定，许多偏远地区的边防战士叫不出我名字，却能亲热地称我“翻译官”。甚至，有时我去军人服务社买东西，常常会听到“翻译官来了！”

　　“相遇”一级战斗英雄

　　赶排了京剧《沙家浜》，参加军里汇演后，就直接到所属各部队巡回演出。

　　有一天，我们《沙家浜》剧组来到了革命老区沂蒙山，早就听说当地驻扎着一支英雄部队。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中的英雄原形、抗美援朝战役中的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同志就是这个部队的副师长。

　　当时《奇袭白虎团》已经搬上银幕，拍成电影。影片中侦察排长严伟才带领尖刀班12名勇士，化妆成护送美军翻译的南朝鲜军，穿插到敌后，捣毁“白虎团”团部，打得敌军丢盔弃甲、首尾难顾的情节，都是真实故事。

　　英雄排长“严伟才”的形象，在全国各地引起如潮般的反响。我心中暗暗期盼：希望能在这次巡回演出中，见到这位现实生活中的银幕英雄。

　　这美好的期盼，很快就如愿以偿！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卸了妆，整理好乐器、道具，大家正准备在餐厅用餐，忽闻驻地野战部队的首长赶来看望大家，走在第一位的正是杨育才副师长，我们开心极了，同桌有战友禁不住呼喊了一声：“严排长来啦！”大家一起鼓起掌来。

　　这时，杨育才同志健步走到我们桌前，举起酒杯向大家敬酒，祝我们《沙家浜》演出成功！并和我们在座的每个战友握手、碰杯。那天，我握着“严伟才”的手，心情十分激动，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如今我已离开部队很多年，和大英雄“碰杯”同饮的故事，让我“骄傲”了一辈子。

　　山里的那片“绿色”

　　1976年早春，我从宣传队调到后勤医院工作。

　　医院坐落在日照城西的一个叫“黄山前”的地方。我们的宿舍离门诊部不远，也在山路边上。而住院部则要沿着山坡往上走几十米，设有内科、外科和传染科等病房，条件比较简陋。

　　由于远离城区，生活娱乐都不太方便，但年轻人在一起还是充满活力。我和孙军医、小莫三人住在一个宿舍，每每工作之余最开心的活动就是爬山。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起了个大早，三人结伴去山顶登高望远。走出医院，走在山间小径上，眼前是一片翠绿，满山的椴树花，香气扑鼻，不远处还有曲曲弯弯的山溪潺潺流动。爬山有点累，不一会儿，大家就气喘吁吁了，但那时年轻，劲头十足，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登上了“最高峰”。

　　出乎我们意料，山顶上竟然有一间用山石垒起的小屋，住着一位古稀老人，看得出生活十分清苦，小小的石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板床和一个垒起的土灶，凌乱地摆着几个小板凳。老人说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嫁人住在山下，偶尔会上山给他送点地瓜干和蔬菜。

　　我们和老大爷聊了会天，就分头为老人打扫周边环境，把小破屋里家具整理好，孙军医还找来水桶、扁担到小溪边挑水，把门口的水缸灌得满满的……老人连声道谢：谢谢部队同志！谢谢解放军！

　　中午时分我们下山了，但这次登山，让我们三人多了份牵挂，总想着山上的大爷。

　　除夕到了，我们带着面粉、猪肉和白菜，还有其他的生活用品上山了，去陪陪山里的大爷，和他一起包饺子过年！那天大爷见到我们仨，高兴地拉着我们手久久不放，眼眶里含着泪花。

　　我们忙开啦，提水、和面、赶皮子，和大爷一起说说笑笑拉家常。水饺下锅了，热腾腾的开水翻滚着卷起一颗颗饱满的饺子，一盆盆端上来时，小莫更是兴致勃勃打开了一瓶酒，倒上满满一盅，敬大爷健康长寿！那天老人家特别开心，和我们喝酒、吃饺子，谈天说地，简陋的山间小屋里充满了春天的温暖。

　　以后，我们成了那里的常客，逢年过节总会走一走这段山路，去送点吃的、喝的，帮老人打扫卫生，整理家什，还和大爷一起开垦了一块小小的荒地，种上了茄子、黄瓜和绿叶蔬菜。

　　几十年过去，我还常常会想起山里的那片“绿色”，还有那个火红的舞台，都成了我部队生活中难忘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