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菜场，想看看大胡子。大胡子却真的离开了，不知去向何方。

　　四周的摊位还是那么闹猛，“爷叔”“娘酒（舅）”“阿哥”地热情称呼，夹头夹脑劈面而来，争先恐后向你作产品介绍，草头是不用拣的，买回去就能炒；带鱼十足来自东海，“爷叔您看看它的眼睛”；冬笋削根，“娘酒（舅）您看削得煞根不？”臭豆腐买六块可以加送一块；河虾鲜活得可以生吃……我不得不为难地抱歉：自己实在还没有开饭店。

　　——“爷叔，不要紧！”

　　——“娘酒（舅），不搭界！”

　　——“阿哥，勿要客气！”

　　更大的热情从四面八方飞过来，争先恐后。

　　我的目光带着忧郁。

　　我忧郁的目光越过人们的头顶，穿过人流的缝隙，越过所有的摊位，直达菜场后部，大胡子确实不在。和所有的活鸡摊位一样，大胡子摊位鸡笼空空，链条紧锁。移窗关闭，家什生尘，一片冰冷。禽流感如一夜寒风，吹得落叶纷飞。

　　大胡子是山东人。山东人在上海一直口碑甚佳，最普遍的点赞就是，爽！

　　山东确实是个豪气充弥的地方。田横五百壮士出在那里；汇聚天下好汉的水泊梁山，也在那里。曾有诗人感慨道：“天罡地煞风雷吼，江湖满地起雄才。”

　　大胡子如果腰里插两把板斧，就是一个生猛李逵。可惜大胡子十分斯文，不但腰里没有板斧，对人更是一口一个笑，和声细气。相面经说北人南相者，贵。我说大胡子你脾气好得像苏州人，肯定要贵，要发！大胡子说娘舅不要取笑，我们外地人刚到上海，怎么会发。说着把五十斤一袋“蛙蛙米”，老鹰抓小鸡似的轻轻放在我家地板上。大胡子最早是摆米摊的。我们相识于米摊之前，新村门边。

　　新村门口米摊很多。保安踱过来，踱过去，时不时还瞥一眼，其实与他根本不搭界。摆摊的前几只摊头好像订过攻守同盟，众口一词：“六楼？三十斤以下一律不送。”问他们哪个米好，又众口一词：“都好！”大胡子见我目瞪口呆，朝我怯怯一笑：“爷叔要几斤米？我来送。这个‘蛙蛙米’是新米，我自己就吃这个米。如果你吃得不好，我现在背上去，明天再给你背下来。”

　　本来只想买二十斤。凭山东大胡子这几句话，我也豪气一下，说，行！就送五十斤吧！

　　“攻守同盟”朝大胡子横横眼，却又奈何他不得。

　　大胡子后来借了一开间门面。卖蛙蛙米、鸭鸭米、蟹蟹米、射阳米、江西米、东北米；卖赤豆绿豆玉米片；捎带卖鸡蛋皮蛋咸鸭蛋；还卖一箱一箱的牛奶蒙牛伊利光明牌……大胡子立稳了脚跟。看见人依然一口一个“娘舅”、一口一个“爷叔”、一口一个“阿姨”。

　　大概过了三个月光景，有天想起要买米了。到大胡子摊头转转，却见“当垆”的是一位山东姑娘。一问，是大胡子的妹妹。大胡子把米摊交给找不到工作的妹妹，自己又去搞开发，到中心菜场里卖活鸡去了。

　　大胡子的活鸡实话实说，并非来自山东，而是采购于苏北，摊位牌上写得明明白白。

　　摊位上鸡笼有八只。上排四只，下排四只。大胡子的鸡分公鸡母鸡童子鸡，分洋鸡三黄鸡散养鸡正宗草鸡，草鸡还分隔年鸡和新鸡。逢周末、过节，笼子顶上雄赳赳地站着特别大的、真正来自山东的“顿（阉）鸡”，神气活现好像仪仗队。

　　大胡子做鸡生意，比卖米更加热情周到。

　　远远看见人来，已经半句山东、半句上海地招呼。“阿姨”“爷叔”们还未搭腔，他已经在探问要公鸡还是母鸡，想“白斩”还是“煲汤”？你刚把脚步放缓，他两只手里早为你倒提了几只“刮刮”乱叫的鸡，有公有母，有洋有草，殷切的眼光望着你，充满期望。你还在迟疑，他已经代你做出决定，把鸡放上了电子称。你刚刚想讲价钱，他已经替你把零头免掉。当你点点头时，鸡已经在脱毛机里飞转了！大胡子做买卖必须在脚下垫一只小板凳，“阿姨”、“爷叔”、“娘舅”们接货得仰起头来。

　　当大胡子的生意红红火火，鸡笼由八只增加到十二只时，却刮起了“禽流感”。“禽流感”起于青萍之末，渐渐变得越来越近。终于，上海也在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的活鸡摊。

　　去米摊上问问他的妹妹，山东姑娘三句山东话夹一句洋泾浜上海话，也讲不清个所以然。

　　可爱的大胡子顿时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