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上高三，未等到高考，便开始文化大革命了。两年后，到1968年，我便随全国下放的大潮来到皖北农村，开始了知青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生活。

　　我们下放知青点有3个大小伙子，是高中同届不同班同学。康姓男孩年龄大我2岁，孟姓男孩年龄大我1岁，那个村子离县城20里路，是康姓男孩大姨妈所在的村庄，我们算是投亲访友式的下放。

　　难忘当农民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村子里闲置的炕烟房里。生产队长和会计，还有一些大爷大娘来看我们，大伙坐在睡觉用的绳攀软床上拉家常。记忆极深的是，地上有生产队用土坯新垒起的一口铁锅灶，旁边有一堆秸秆，一小案板桌上有几只碗、筷、勺刀，那是我们独立过日子烧火做饭、吃饭用的家什。

　　在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我们要和农民一样劳动，挣工分。

　　出工干活，播种、犁地、锄草、浇水、倒粪、撒肥、翻秧、收割、脱粒打场……劳累一天下来，晚上还要自己烧火做饭吃。那时侯吃得不好，平时红芋片面做成窝窝头是主食，当时、当地流传有名言：“红芋片子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一年里最多能分到几十斤小麦，要留到过年时磨成白面再吃。手里没有钱，那时口袋真的比脸还干净，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菜吃，红芋片面窝窝头沾盐吃。

　　在农村的几年里我学会了许多农技知识，如赶牛犁地、播种收获、编柳条筐、编芦苇席、捏桑树叉、铡草喂牛……记得第一次赶牛犁地，那老牛不听我使唤，硬生生罢工不干活，扭头沿着来时的老路拉着犁子回家。老牛欺负我这年轻人，我却拿它毫无办法，虽高高扬起鞭子大声吆喝也无济于事，后来还是庄里的老把式帮我解的围，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十分好笑。

　　青年时期是爱学习的年龄，村子里让我最佩服和难忘的人是那位全村庄农业技术最好的老把式，他是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我们知青尊敬地叫他王叔。王叔当时50多岁，播种与收获农技水平高且不说。王叔炕烟叶、烧火、掌控温度，水平一流，经他烤出的烟叶，都能评出高等级，卖出好价钱。这烤烟的技术活，生产队长是碰也不让我们知青碰，队长说这一季烟叶，是全队经济收入的命根子，千万不能搞砸了。育红芋秧苗也是技术活，掌控育苗池的火候与温度是关键。王叔在育苗池各处插有许多高粱秸秆棒，他的绝活是只要拔出高粱秸秆棒，用手一握，便知温度高低，速度之快，准确度之高可比温度计。他的经验我始终没有完全掌握，生产队长也不让我们年轻人碰育红芋秧苗的技术活。

　　在农村时，最难忘过春节，这是一年里最让人喜庆的日子。节前，我们知青要帮全村几十户每一家写春联。文化大革命抄写大字报练就了我的毛笔字基础，我的毛笔字写得相对较好，因此我写出的红纸对联也最多。最让我感动的是，春节后到正月十五前，全村农户基本上轮流都要请我们3个知青去他们家吃一顿饭，那种情意，至今历历在目。几年里，农民伯伯、大娘大妈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善良，和他们的深厚感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种对人友善，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潜移默化，直至后来上了大学，回城工作后，都让我受益终生。

　　我还去挖过茨淮新河。难忘肩膀挑土被压得红肿，如同馒头一般，疼痛难忍，但它磨练了我不怕吃苦的毅力。

　　尽管农村生活艰苦，也许因为我们那时年轻，也并不觉得生活多么艰苦。让人难忘的是，苦中作乐，亦让我们开朗、快乐。

　　当年村庄里的一位小伙子，教我学会了一句鸡语，至今未忘：母鸡下了一个双黄大鸡蛋，公鸡心痛她，问：“咯，咯，咯嗒？——可，可，可疼？”母鸡回答：“咯，咯，咯嗒！——不，不，不咋！”让人笑翻，既智慧又幽默。

　　后来，康大哥和小孟哥先后被招工当了工人。直到1973年，几费周折，我终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一所新建高校任教。说来可笑，工作中，在同一所学校，竟然遇到上海下放安徽的一名女知青，缘分使然，她后来成了我的爱人，今生的老伴。

　　现如今，我已退休，感恩我们生活在好时代，生活幸福。每每回忆人生，难忘那知青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