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解放初期的上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这独特的文化景象给人们留下美丽的回忆。

　　小时候，我时常随母亲去位于杨浦区扬州路怀德路上的东新戏院看戏。东新戏院在当时杨浦区棚户群中算得比较大的文化娱乐场所，陈设十分简陋，座位用木条椅排成，座位两旁扶手前端开了个洞，用来放置茶杯。舞台除了大幕，就没有其他装饰品，灯光也没有现在华丽多变，音响也是非常普通的扩音器，演员在台上表演，完全靠自己嗓子的真功夫。

　　在演出间歇，小贩们在剧场内窜来窜去，推销用牛皮纸包装成三角形的花生米、瓜子、炒豆，还有胸前吊着香烟盒子的小贩，向人们兜售香烟，续茶水的跑堂跑来跑去为看戏的人添茶，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尽管在整个演出期间，噪声不断，却没有一个抱怨的，兴致依然高涨，看到得意之处还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气氛很热烈。

　　像这样非常简陋的所谓“剧场”在杨浦区棚户居住群中，还有不少，如长阳路、齐齐哈尔路（即蒋家浜）的沪宁戏院。杭州路小木桥附近也有一座小小的“朝阳戏院”以及扬州路、汾州路、通北路还散布着诸如“狮子楼”“天上楼”等戏馆，这些所谓的“剧场”“戏院”尽管简陋，但是演出的节目，却很丰富，有越剧、沪剧、扬剧、淮剧、评弹、说书等等，而且票价很低，一般在1到3毛钱左右，深受广大棚户居民的欢迎，乐此不疲很是红火。

　　如果说，上述所说的娱乐场所是比较正规的，那么，每逢下午和晚上，特别是周六和周日，在杨浦区扬州路和汾州路一带，那是特别热闹，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不管大人、小孩都会情不自禁地去轧一轧闹猛。在那里，下午是各式各样的杂耍表演，走钢丝、转圈圈，应有尽有，卖“狗皮膏药”的，在肚子上插一根筷子，用大砍刀，使劲往肚子上砍，筷子断了，肚子却完好无损，或者用铁丝把自己的胸脯扎得一圈一圈的，似市场上卖的素鸡，然后用气功将铁丝挣断；卖梨膏糖的唱起各种地方小调，引来阵阵哄笑；要说小朋友最喜欢看的，那就是“猢狲拆把戏”了，你看小小猴子，在主人的指挥下，翻跟头竖蜻蜓，时不时还很乖巧地换上各种脸谱，逗得小朋友及围观者哈哈大笑，这猴子特精，趁此时，拿着小锣四处讨赏钱。

　　到了晚上，又是一番“文化夜市”，那些还没有资格上剧院演出的草根艺人，在这时就可以大显身手。唱评弹的，唱地方戏曲的（宁波滩簧、浦东说唱等），唱二三十年代小曲的（男的拉小提琴，女的引吭高歌），说书的（评话），都会在扬州路、汾州路上，自占一块地，摆上长条凳，一张破桌子放着煤油灯，条件差的，点上一支蜡烛充当照明，待观看的人群到了差不多，演出正式开场了，中间休息十分钟，这十分钟就有专人绕场收钱，看戏听书的随便掏钱，五分、一毛都可以，没有钱的也不要紧，只管站着坐着看戏听书，江湖上讲的是“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可见，讲人气，并不是现在市场经济的专利。我对《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封神榜》《水浒传》等这些古典文学的认识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大杨浦还有一种奇特景象，也算是一种文化现象吧，现在的青年群众应该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就是街头小巷的流动小贩叫卖声——卖西瓜的吆喝着“莎啦啦甜格来，三分五分买一块来”；挑着担子，敲着竹垹，“笃笃笃！卖糖粥”；卖炒白果的“甜白果来糯白果，坏脱一颗调十颗”；卖油炸臭豆腐，将炸得金黄的臭豆腐用稻草串成一串，淋上甜面酱或辣糊，很受人欢迎；更有趣的是卖炒货的，头顶上戴着假发做成的小辫子，扎上红头绳，穿街走巷，口唱上海小调《小热昏》挨家挨户叫卖，时不时往人手中塞上几颗“三北盐炒豆”椒盐花生米，让人尝尝，别有一番风情。这种推销现象，倒也是大杨浦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它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感觉是祥和而难忘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十年浩劫，使这些马路娱乐场所和文化景象，在“灭四旧”中，消失殆尽，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这种马路文化氛围和形式，留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